反恐怖主义的未来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1:06 21: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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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恐为理由的社会监视无疑极富争议性，这种监视有时带着一种让人不安的自大，但执法者也有理由——对手正在加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工具。国土安全部科技转化主管莫林·麦卡锡说:“只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就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公众眼中的恐怖分子不是无知幼稚的亡命徒，就是精神病。近年抓住的有些的确如此，但“这是个达尔文主义的情况”。一位原英国情报人员说:“我们抓住了稍微蠢些的，跑掉的从中学得更聪明。”

曾与阿富汗抵抗运动合作过的原中情局官员、精神病学家马克·萨格曼最近完成了唯一的恐怖分子社会成因的科学分析。利用法庭记录等文件，萨格曼建立了500名圣战者的动机和背景数据库，结果发现:常见的恐怖分子是中产阶级、精神健全、见闻广博、教育良好，典型职业是工程师。美军顾问杰姆·克鲁皮把明天的恐怖集团比作一个硅谷的新兴企业:“价值驱动、网络化、全球化、目标明确。”区别在于，恐怖分子不用开发自己的技术。“是我们创造了他们的武器:计算机，互联网和可以传递加密信息的通讯。”他补充说。

新的安全技术能带来安全吗？莫林·麦卡锡说:“当然。”同时她澄清说，“他们仍能算计我们，只是找到办法冲破我们的防御要难得多。”前纽约市警察专员霍华德·萨弗说:“我们可以把它抑制在一个可控的水平。你成为恐怖攻击受害者的可能性与被闪电击中差不多，甚至更低一点。”

这涉及对恐怖主义未来的估计。“反恐战争其实是一场针对好战的伊斯兰分子的战争的代名词。”麦卡锡认为，“如果不促进温和的伊斯兰改革力量，将好战分子边缘化，就没有多大希望能扑灭它。”迪伦说:“公众态度是恐怖主义的一切，因为恐怖分子极力要达到的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变。人们都不买账，他们就无法成功。”

美国人生来习惯了技术优势战胜一切的观念，但在对核生化攻击的担心中，很容易忘记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低成本、低技术的行动。同样，反恐不止需要技术，还需要社会智慧，需要对恐怖分子思想更深的了解。负责反恐与犯罪情报的洛杉矶警察局副局长马克·里普说:“发现和阻止正在策划恐怖行动的人，我们使用的工具与抓小偷和强盗一样，来自公众的信息、从低级犯罪牵扯出大案，还有善于发现异常的眼光。1995年，俄克拉何马爆炸案主犯蒂莫西·麦克维被抓住就是因为他的车没有前车牌。”

去年，洛杉矶执法部门逮捕了4名伊斯兰好战分子，他们正策划在“9·11”周年和犹太人赎罪日大开杀戒。从一系列便利店抢劫案中，警方搜出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著作和一个备选目标清单，包括征兵办公室、犹太教堂和以色列领事馆。嫌疑人已经订购了一支突击步枪，加州法律强制要求10天后才能取枪，他们正是在这个时间内被捕。

西方社会的青年走向极端，变成恐怖分子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萨格曼研究的恐怖分子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他们往往被社会边缘化，正在寻求一个能给他们“社会归属感和自我牺牲理由”的事情。他们并不是被遥远的组织，而是被身边的人煽动。萨格曼等人认为，必须巧妙地化解这些破坏力，包括渗透到激进分子的网站去做工作。

然而，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反恐的过度反应。美国副总统切尼早在2001年11月提出的“百分之一主义”对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1%可能性的威胁，我们在反应上也要当作不可避免。”结果是伊拉克不绝的路旁炸弹。研究自杀恐怖主义的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说:“如果从巴黎来的3个阿尔及利亚人在华盛顿引爆核弹，我们就将德黑兰化为气体？借此除掉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人，任何在战略上有违美国的力量吗？”

恐怖主义很可能无法根除或隔绝。霍华德·萨弗说:“你从来就没有安全过，因为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你在极端的人面前总是脆弱的。”这时，问题也许最好表达为:你需要多少安全，要付出什么代价？再强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也无法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