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文学现代申论：解析论贵粟疏-公务员考试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1:06 23: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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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评论]以文取胜，晁错是汉代继贾谊之后第二人，其思维清晰，层层深入，例证、引证、反证，洋洋洒洒，才情略见一斑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晁错是也。
　　
　　本文是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１６９年）晁错给文帝的一封奏疏。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对晁错和贾谊的文风进行了对比，认为二人「为文皆疏直激切，书所欲言，」「唯谊尤有文采，而沉宝稍逊色，……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比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本文则较为完美地体现了晁错文章「疏直激切」、具有「深识」的特色，也表现了作者匡正时弊的政治热情。本文的写作针对性非常强。西汉初年，由于连年的战乱，致使农民四散流亡，土地兼并加剧，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边防的力量也受到影响，这一切均危及着汉王朝的生存。作者针对这种现实状况，提出了要切实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出要使农民「务农桑」，就必须「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由于上疏切中时弊，结果奏疏一上，即被汉文帝采纳。晁错的这些建议，对汉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久西汉王朝就出现了「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的繁荣景象。从写作手法上看，本文体现了晁错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彻的特色。文章围绕「贵粟」这一中心论题展开论述，层层深入，段落之间环环相扣，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章第一段指出欲使「民不冻饥」只有「为开其资财之道」。第二段回答怎样开其「资财之道」；指出广开资财之道的办法是「务民于农桑」。第三段紧承上文，论证怎样才能使农民务农，指出只有「贵五谷而贱金玉」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接着第四段结合农民和商人的社会现实论证只有务农贵粟才能改变现状。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了贵粟具体的办法：「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则「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这种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论证方法，使文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文章还多处运用古今对照、正反映衬的写作笔法。严酷的比照发人深省，具有一种无言的力度，如：文章开篇即是一组古今对比，一方面是尧、禹、汤的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是「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的现状；虽然作者没有严词厉色，但这组对比却足以使君王猛省，使其读出此时此刻汉朝所面临的危机，也不由得不反思朝政的缺失。在论证「重农抑商」的政策时，并没有极力铺陈作者的观点，而是对农夫苦而无所得，商人不劳却富有的现实作了无情的对比；至此，不公的社会现实已跃然纸上。对比手法的运用文中还有多处，如「金玉」与「粟米布帛」的对比；「车骑马」与「粟」的对比等，这些对比手法的运用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简练峻急是本文语言的一大特色，如写农夫之苦的一段：「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瑶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诸如此类的段落在文章中还有许多。语言流畅，文笔矫健，表现出一种逼人的气势。这一语言风格与文章的内容达到了有机统一，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