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喜宽：警营硬汉背后的故事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6:20 11:42:40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董喜宽曾五次被评为“公安标兵”和“人民满意民警”，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1999年荣立个人一等功并被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称号，200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4年9月，在群众投票推选的全国 “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活动中，他名列第三名。然而，这位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铁汉背后，也有着许许多多的亲情故事。

　　他自幼习武，胆略超人，从警28载，在打黑除恶的历次征战中，曾数次孤身面对枪口，生擒凶犯。

　　他用猎人般的机警与沉着，带领侦查员在寒冬的野外连续设伏数昼夜，终将一伙猖狂狡猾的盗贼收入法网。

　　他心细如发，面对久侦不破的犯罪现场，竟通过一张粘满粪便的寸余纸条让疯狂作案15起的隐身色魔显出原形。

　　他以一名人民警察的忠诚，不惧艰险，攻坚克难，率领18名刑警四年间共破获重特大案件1800余起。

　　他，就是现任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局副处级侦查员董喜宽。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广泛宣传，董喜宽的名字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拂去那一个个刀光剑影的危情时刻，穿过他从警生涯的峥嵘烟云，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一位人民警察对公安事业的执著与追求。

　　在许多人眼里，董喜宽是警界一位令人感动的铮铮硬汉；在亲人眼中，董喜宽同样是一位有情有义的警界楷模。

　　2005年年初的一天，我冒着严寒驱车百余里，来到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董喜宽家中进行了专题采访。

　　初冬的阳光轻洒在窗台幽香的花草上，也映照着这个温馨的三口之家。董喜宽的妻子廉玉艳现在是当地一家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女儿董天宁现就读于天津市人民警察学院。

　　听着董喜宽与妻子娓娓道来的如烟往事，我静静解读着这位警界英模的炽热亲情。

　　为照顾好患病的弟弟，19岁的董喜宽毅然决定把9岁的弟弟带到他插队落户的北大荒去生活

　　董喜宽1952年出生于天津南开区一个生活拮据的工人家庭。一大家子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母亲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让孩子们生活得舒适一些，她经常在灯下纺线到黎明。

　　童年的记忆虽已过去40余年，但在董喜宽的记忆深处，却时常闪现母亲灯下弯曲的身影和纺车的吱呀声。四季轮回，春夏秋冬，母亲疲惫而慈祥的双眼总是红红的。家里虽穷，但刚毅的母亲却常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即使家里再穷，在外人面前我们也要体面地活着。”

　　董家虽然孩子多，但母亲总是想办法让他们穿得整洁干净；家里收入不多，但母亲却想尽各种办法将家里的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

　　为多赚些钱，每年的冬季，母亲常常在夜里出去帮着煤店运煤。对孩子们来说，童年的睡梦永远是香甜的。但为了孩子们香甜的梦，寒星闪烁的夜晚，母亲却吃力地拉着重达千斤的排车艰难地行进着。

　　煤店食堂晚上偶尔会给这些临时工补助几个蒸饼。每次接过蒸饼，母亲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孩子们饥饿的目光。于是，母亲悄悄把那几个蒸饼揣进怀里。

　　回到家，当孩子们接过带有母亲体温的蒸饼时，或许他们只是感受到母亲的慈爱，却无法体味岁月的艰难。一次母亲因为过度疲劳和饥饿昏倒在寒冷的柏油路上，被工友们发现后抬到了锅炉房。温暖唤醒了母亲。母亲感激地说了声：“这里真是太暖和了！”

　　艰难的日子常常会赋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从母亲的身上，董喜宽真正学会了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一个人应该拿出怎样的勇气和信心去战胜困难，更让他记住了，他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后代，正直与善良是他人生道路的立足之本。

　　这些琐碎而真实的人生片段虽已过去40多年。但至今仍感动着52岁的董喜宽。母亲当年勤劳而奔忙的身影，已经成为一尊不朽的雕像，映照着他的心灵，成了他人生道路上一盏永恒的坐标。

　　1969年，17岁的董喜宽与全国百万知青一起，辞别父母，背负起行囊和梦想，来到黑龙江北大荒插队落户。在那个火热的年代，董喜宽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全部倾洒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他牢牢记住了母亲的叮嘱，无论日子多苦也要好好干，也要在外人面前体面地活着！

　　董喜宽自幼喜好武术，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始终乐观地生活着。每天清晨闻鸡起舞，西伯利亚的严寒没有击垮他的意志，反而造就了他坚韧刚强的性格和体魄。两年过后，董喜宽就从一位城市青年摔打成黑土地里的行家里手。

　　1971年冬天，董喜宽回家探亲时，发现九岁的小弟弟喜领因患儿童"舞蹈症"而休学在家。此病间歇性发作起来时人无法自制，会突然大声喊叫或是乱踢乱打，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却疗效甚微。

　　弟弟的顽症成了家里巨大的精神负担，有时，妹妹的同学来家串门，为了怕人家笑话，只好将弟弟赶到外面去。弟弟幼小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骨瘦如柴，性情和脾气也开始变得古怪起来。

　　更让董喜宽担心的是，弟弟竟然经常与几个不良少年偷偷躲在楼道里抽烟。董喜宽预感到如果任其发展，弟弟今后可能由此而学坏。

　　那天晚上，董喜宽彻夜失眠。他很想帮父母照看弟弟，可是自己远在北大荒，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经过一夜的反复思考，第二天，董喜宽向父母提出一个让人惊讶的想法：带着弟弟到北大荒去生活。父母怕他无法照料一个病孩儿，始终不肯点头。但董喜宽决心已下，他对母亲:"妈妈，我向您保证，几年后我一定给您带回一个健康的小伙子来。"

　　几天后，19岁的董喜宽带着9岁的喜领告别了父母，踏上了遥远的征程。他下乡的地方与前苏联仅一江之隔，时逢中苏关系紧张，在边境沿途乘车时需要查验每人的边境证。为了保证弟弟“安全”到达目的地，董喜宽将瘦弱的弟弟藏在行李下面，他再用身体遮挡。就这样，他们一路颠簸，混过边检，顺利到达了知青点。

　　混过一关，还有另一关。百万知青里哪有带着患病弟弟下乡来的！放下行李，董喜宽硬着头皮找到了知青点指导员左克信，向他说出了实情。让董喜宽做梦也未想到的是，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是在做善事啊，我们应该支持和帮助你。今后生活上有困难就来找我！”

　　董喜宽回忆说：“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时刻，这是我今生听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我把感激的泪水咽回肚里。我对自己说，董喜宽，今后做人就要学做指导员这样的共产党人。”

　　陌生寒冷的环境让幼小的弟弟感到很不适应，有时想起家里会哭上一通。为了不耽误弟弟学业，董喜宽在当地一边求医问药，一边为弟弟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

　　白天，他带着弟弟下地割草放羊或是与村里的孩子们玩耍，尽量让他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放松调节心情。晚上，董喜宽每天教弟弟20个生字，当时革命样板戏很流行，于是他一边教弟弟唱戏，一边教戏词里的生字。

　　哥哥在外面月下习武，弟弟在屋里伏案读书，其乐融融，温馨感人。

　　几个月后，董喜宽让弟弟亲手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父母看到信纸上那工整的钢笔字时，始终不敢相信是九岁的儿子写来的。

　　半年后，弟弟的病情很快好转起来，脸色红润，体重也增加了。为了让弟弟逐渐熟悉这里的生活环境，春暖花开时节，董喜宽常带着弟弟到野外游玩，让他多呼吸些清新空气。天冷之前，他亲手为弟弟拆洗棉衣棉裤，然后晚上一针一线地做好，放进柜子里。

　　在照顾弟弟的日子里，他既是兄长又是家长。但无论日子多艰难，他始终记住了母亲常说的那句话：无论日子多苦，在外人面前要体面地生活。

　　长兄如父。生活中他对弟弟的要求是严格的。一次，弟弟将村里的孩子打伤了。气恼之下，董喜宽将弟弟锁进地下菜窖“反省”。

　　插队期间，董喜宽曾与一位东北知青在劳动中萌发了初恋。但是，在照顾弟弟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了矛盾。为了弟弟的未来，董喜宽毅然忍痛割断了人生的第一次初恋，转而将满腔的爱倾洒在劳动和亲情中。

　　1974年，组织上要从知青点中选调两名知青回城参加工作。在民意投票选举中，董喜宽在200多名知青中以最高票数当选。

　　组织上最初准备安排他到大连海运学院，但左指导员说：“喜宽这人很正直，还喜欢武术，我看他当警察最合适。”一句话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同年，董喜宽被推荐到天津公安学校学习。

　　回津报到前，为了让小弟弟尽览东北大地的风景，董喜宽还出钱委托其他返乡知青带着弟弟在哈尔滨下车，专程游览了太阳岛和松花江。

　　半个月后，当董喜宽的父母见到阔别三年的小儿子时，激动得竟哽咽无语，三年前那个让人头痛的病孩子，如今已是一位健康而懂事的强壮少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弟弟喜领早已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常回忆起在东北与大哥一起生活的日子。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哥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一连18天董喜宽音讯全无，卧病在床的妻子对他的态度从此变得麻木而冰冷……

　　1976年，24岁的董喜宽从天津公安学校毕业。按照规定，他完全可以留在市区某个分局工作。但他决定响应学校"支援灾区"号召，到震灾最严重的郊县分局去工作。原本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董喜宽再次选择了一次人生的挑战，他被分配到宁河公安分局预审科工作。

　　宁河县距天津市区约160华里，与河北唐山近在咫尺，辖区治安情况复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分局车辆稀少，办案经费不足，预审员下乡外出查案要搭乘拖拉机，而在村里住上十天半月更是常事。

　　远离繁华的市区，远离父母兄弟，只身生活在百里之外的宁河，对自己的选择，董喜宽始终无悔。1979年，董喜宽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1981年，董喜宽已经29岁了，可是忙于工作的他仍孑然一身。这年春天，经预审科一位老科长介绍，他与中学教师廉玉艳相识了。

　　23岁的廉玉艳善良贤惠，从宁河师范英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边缘的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或许是出于对警察这个职业的信任和崇敬，她与憨厚淳朴的董喜宽携手走进了恋爱的季节。

　　董喜宽回忆说：“说实话，我当时已是大龄青年，谈恋爱已经是老大难了。小廉如此文静漂亮，还不嫌弃我的年龄长相，我非常知足。”

　　一年后，董喜宽与廉玉艳幸福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结婚后，两人没有住房，只好借住在分局院内的一间平房里。嫁给警察的日子对廉玉艳来说是陌生的。结婚前，廉玉艳在家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不沾手家务活，但是结婚后，在繁重家务活面前，她开始感到极端的疲惫和压力。

　　新婚不久，董喜宽需要外出查案，他从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就走了。室外是滴水成冰，那时，廉玉艳还不会生炉子，下班回到冰冷的屋里还要批改学生作业，晚饭只好热水就着咸菜馒头草草了事。

　　当时，委屈和泪水成了廉玉艳释放情感的惟一方式。十几天后，新婚妻子在冰冷与期待中终于盼来了丈夫。董喜宽虽想尽办法极力安慰妻子，但妻子曾经开朗热情的性格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两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女儿取名为“董天宁”，寓意天津与宁河间的姻缘。这时，家里住房也调到一个老楼独单，董喜宽已调到了分局刑警队。

　　刑警的工作更加紧张而繁忙。董喜宽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赶上大案，他外出长则20多天，最少也要一个星期。在回家照看孩子的同时，廉玉艳还要抽出时间备课。因为，学校里的每一位班主任还要身兼体育、音乐的教学。

　　廉玉艳每天五点就要起床，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急着赶到学校为学生上早自习。晚上，乖巧的女儿总是最后一个跟着母亲离开幼儿园。

　　在廉玉艳的印象中，如果晚上下班回家，能够远远望见窗户突然亮起灯，将是她和孩子最幸福的一件事。那是丈夫平安归家的信号。但那样的日子却是少之又少。那样幸福的时刻竟成了一位妻子的奢望。

　　那时，没有出租车，多少次，她半夜独自抱着患病的孩子步行到几里之外的医院。一次半夜里，为躲避路上野狗的袭击，奔跑中母女险些摔倒在路上。

　　她不理解，人家的丈夫当警察整天可以回家，为什么自己的丈夫却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按当地人的说法这岂不是过着“守活寡”的日子？

　　有时孩子住亲戚家，廉玉艳一人呆在安静的家里，想找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她开始感到自己的精神极度压抑，有时半夜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甚至到大街上去溜达一圈，才能释放郁闷的情绪。
src="/zj/JS/wxgg_zj.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