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一日一练：腐败问题-公务员考试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10:13 1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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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07年1月8日至1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公报，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07年1月8日至1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纪委委员110人，列席315人。
中央纪委常务委员会主持了会议。这次全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2006年工作，研究部署2007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报告。
（二）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央惩治腐败的大动作，给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发生在京沪两地的大案，即刘志华案和陈良宇案，能够被有关部门迅速查处，则充分说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曾于9月份在《求是》杂志撰文，表示将“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这个表态让国人备感振奋。

分析：
（一）原因：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断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自觉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形成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才能永葆先进性，才能切实把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
（二）对策：第一，加强对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各级纪委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紧紧围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等政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项任务的落实。认真解决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党纪国法教育，使领导干部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认真学习《江泽民文选》特别是江泽民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学习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指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
第三，严肃党纪国法，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严厉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特别是违规发放、核销贷款的案件，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搞虚假招标投标的案件，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的案件，违规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的案件，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的案件等。
第四，加强党风政风建设，认真治理和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督促和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假劣农资和哄抬农资价格等行为，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深入治理企业违法排污问题。
第五，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推进治本抓源头工作。各地区及有关职能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制度、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第六，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认真落实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的制度。

论说文
制定反腐败法可行吗？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成绩巨大，贪官污吏纷纷落马。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反腐败法律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给未来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了许多变数，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实行“高起点”制度，不同的起点由不同的机关立案查处。一般违纪案件，由纪检部门负责查处；一般违法案件，由行政机关按照监察法负责查处；重大犯罪案件，则由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这可能使得一些贪官污吏游走在违法与违纪的灰色地带，不知不觉走上犯罪道路。如果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实行“零容忍度”，那么，就可以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在公务员的脚下标明醒目的“禁行线”。
其次，我国刑法确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制度，这本是为了快速地追究贪官污吏的刑事责任，但这项制度为少数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公务员开脱罪责提供了借口——如果实在无法说清财产来源，他们宁可承担刑罚较轻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凡是不能说明财产来源的，一律按贪污贿赂犯罪处理。
第三，对公务员犯罪和公司犯罪实行不同的立案侦查制度，公务员可以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或者朋友关系，通过设立公司，转移非法所得，逃避法律责任。在香港地区，公司犯罪也属于廉政公署查处的范围。而我国内地，公司犯罪主要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贪污贿赂犯罪则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这种分散侦查的做法，很容易丢掉犯罪线索，让犯罪嫌疑人转移视线，从而逃避法律责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统一的检控机关，防止各自为政，提高办案效率，严堵犯罪空隙。
笔者曾经与香港廉政公署副专员郭文玮先生交谈过，他说在上述问题上，香港已经走出了历史误区。“零容忍度”可以防止反腐败积重难返，从而拯救一大批公务员；提高贪污贿赂的查处概率，可以警示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对犯罪行为一查到底，可以彻底清除犯罪分子，净化环境。
现在有人主张制定反腐败法，建立类似于香港地区的反腐败制度。但问题随之出现，如果反腐败法不能解决司法机关自身的腐败问题，那么，腐败现象还会蔓延。譬如，将“双规”制度引入反腐败法，赋予反腐败机关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限之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如果反腐败机关工作人员挟私报复，或者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对嫌疑人进行精神控制，那么，反腐败活动很可能变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活动。所以，我们必须对反腐败机关的权力扩张保持足够的警惕。
反腐败应当从控制公权力机关的权力入手，而对反腐败机关权力的控制应当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必须走出这样的怪圈：面对腐败问题，无限度地扩大司法机关的权力；而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又会衍生出许许多多的腐败现象。反腐败必须防微杜渐，必须首先控制反腐败机关的权力，而不能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公权力机关的权力扩张上。
一些学者提出的建议之所以行不通，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建议对司法机关实行无罪推定，而对其他机关的公务员实行有罪推定。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司法机关的腐败行为，那么，反腐败只会原地转圈。
所以，反腐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针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如果制定反腐败法，那么必须首先控制司法机关的权力，必须清除司法机关的害群之马。通俗地说，看病的医生不能有病，否则，不但不能治病救人，反而会传染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