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章:想来一段“周末脱口秀”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56:25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公众利益;科学;真理

■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

爱我的人说我可爱,但我却有自知之明。生性不大喜欢逗乐,但很喜欢被别人逗乐。逗乐需要经过严格检验的合格智商,被逗乐者也不能过于愚蠢。我已混世三十年,大多时候,知根知底的朋友对我情商的赞赏高于智商。小时候那种自以为很聪明的感觉,也逐渐被这些明白人的客观评价给抹平了。于是,我心目中的我,往往是一个“笨蛋形象”。一旦有高人冒出一句稍微另类的话来,看似通俗,但于我却并不易弄懂,旋即就被搞晕,往往寻思半天,也未必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就拿鸡猴这两年来说,知识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产出了不少骇人听闻的高论。有心人还专门编辑起来,作为语录大全,读后叫人仰天长笑,或者拍案而起。看了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见解,我顿觉自己智商真的很成问题。一时间难以消化,更甭说有效吸收了。说实在的,以我的现有理解水平,他们的绝大多数言论,我是无能为力接受的。尤其是再看看那些批评者的驳斥与讽刺评点,就更难以信服那些“妙语”了。但往往越是面对批评,那些“语录大全”的主角往往越是突然出场,说什么“我不知道百姓是什么,我只为真理而研究”。这又让我迷惑不解,在科学与真理面前,似乎突然犹豫了起来。

但身处洼地的我,却很容易相信专家,甚至说,我从小就很是把专家当回事,觉得专家的言论就是权威言论。宁可信专家的说教,也不愿信我爸妈的唠叨;长大了,这种习惯仍然有左右我的空间,一有专家的言论,也很少去辨别,“信任”不免成为第一认识。敢于质疑,迟迟没有进入我的性格。可我却以为,认识能力也不可忽视,在尚未具备充足的能力时,质疑往往是情绪化的游戏。人水平低了,号称是“真理”的言论降临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晕死,就会心惊胆颤地迷失方向。哪还有资格去质疑呢?不愿质疑,又没有能力质疑,那么,安分守己的我,只好去老老实实的接受了。

想到这些,我发觉我写过的许多文章所表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应该迅速反省,逐步该过。从这一实际出发,我想以“脱口秀”的形式,结合我本人的一些言论,来解读一下别人的“骇人听闻的语录”。

今年春节刚过不久,我就写过一篇题为《物权法与我的小不动产》的文章,提到在我山东家里父母为我建造了一间房屋,作为我唯一的小不动产。写作当时还觉得满风光的,有是“有房一族”的人了。但联想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说的一句话,我立刻惭愧了起来。他说,“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厉以宁教授这话,断送了我的小康之路。小康生活要是以“购买两套房”为标志,并且家里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因为,永远买不起房,将会是我一生的写照;永远不买房,是我一生的追求。当然,买不起房,对我来说是“活该”,因为一位叫冯仑的董事长说过一番话:“解决住房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租房等,如果不理性消费,买不起房的去买房,买不起大的去买大的,最后日子难过,那是活该”。此外,还有一位叫任志强的总裁也曾说过“房子是为买得起的人盖的”。

更为郁闷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萧灼基教授也够可恶的,因为他断送了我成为北大教授的职业之路。我已说过,一般住房我都买不起且也不去买,更不用说别墅了。另外,笨手又笨脚的我,也绝不适合开车,我也不会随便拥有轿车。因为,永远不买车,也是我一生的追求。这么说来,即便我成了北大教授,也难以买的上轿车与别墅,按照萧灼基教授的观点,我的行为会影响现代化的判断指标。我是爱国的,可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中国实现现代化。

但没有轿车与别墅,我依然快乐。去年春节过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吉祥三宝”》,表达了我对生活良好的自我感觉。文章提到我的业余快乐主要来自网络生活,但现在回忆一下,真正给我带来快乐的,不是网络,而是农民和下岗工人。我要郑重感谢所有的农民与下岗工人,是他们给了我享乐的机会。因为按照厉以宁教授的观点,“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常常为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激不尽;现在,我又多了一条感谢父母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农民群体的两分子,农民的辛苦带来了少数人的快乐。厉以宁教授同时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看到这话,我要深刻反省,因为我尽管没有为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大惊”过,但却不时有一些“小怪”。其实,更应该反省的是那些为国有资产流失而“大惊”的人,比如北大法学院的巩献田教授,因为他曾经将此作为理由之一发表公开信,痛批当时的物权法草案。

刚毕业那时,我的工资收入还没有我就业前上学时打工收入的十分之一,心里不免郁闷。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我和表哥比学历》的文章,文章尽管讽刺现在富商制造假学历的现象,但也通过数据比较得出一个结论,“表哥比我大两岁,工作已经二十年,赚钱千百万;我比表哥小两岁,工作才有两个月,所赚仅够交房租。以我现在不到两千的月工资,要想赶超我表哥,至少需要500年”。现在回头再品位我这话话,确实暴露出了我当时些许的“仇富心理”。四年过去了,我现在时常极端地认为,小农经济思想才是推动社会法治与和谐的单纯思想。但小农经济思想绝不应包含“仇富”思想,相反,应该学习一下厉以宁教授的著名论断??“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只有具备这种心胸开阔的包容思想,才不至于使自己沦为“小肚鸡肠”。所以,每当我感叹中国现实贫富差距拉大并为此忧心忡忡时,就会翻看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结论,他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看了这番言论,不得不佩服厉以宁教授的安慰我的本事,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社会要进步,必须拉大贫富差距。当然,我从此也会把富人当成我大哥,恭恭敬敬,绝无二心。

记得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别以为我不想当官》。说句老实话,毕业之初,我还是想报考公务员的,也想今生要去当官,并且小的芝麻官我还不想当,当就当大的,力争去做做“高层领导”。但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叫我当官,并且倒贴给我多少钱,或者以轿车与别墅为交换条件,我也不去当。因为,我的这一生,就是中国不断进行体制改革的一生。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说了,“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我不是一个纯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尽管不希望他人利益受损,但也绝不希望自己利益受损。而张维迎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当领导干部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这种自己受损的事情,我不大可能干,更何况做了官之后会“受损最大”。

我对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也多有不满言论。例如,我曾就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写过一篇题为《挽起袖子向“高校收费”痛打十拳》的文章,由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虽然文章标题说打十拳,但当时却只打出了五拳,即“专业区分收费”、“霸王条款收费”、“学历递增收费”、“勤工助学收费”以及“催债逼债收费”。后来,我还针对高等教育的其他问题写了系列文章,在一篇题为《“六一”之夜写信给儿子》的文章中,也提及了中小学教育收费的问题。但现在想来,这些言论好幼稚,就像没有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一样。因为,根据张维迎教授的说法,“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他这个研究结论彻底推翻了我的浅薄感性之见,我一直以为穷人上不起学与高收费很有关系,但现在才突然醒悟,原来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假如有谁认为张维迎教授是学者书呆子,说出来的的话可能不大令人信服,那么,看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这种怀疑可能会彻底消失。这话也成为2006年的十大狂言之一,那就是“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以后,我可能不大会再去关注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按照杨振宁先生的判断,“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

去年的阳春三月,我曾神经兮兮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采访收费、企业代言与学者的社会责任》,对学者一味地为企业家群体说话、代言等现象表达了我的不同声音。但现在看来,一年前的这个看法,简直可笑极了。经济学家钟伟对“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的回答是:“你让我代表的时候,我是不是始终会坚持你的利益,我应该支持谁?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只知道特定的群体应该做什么”。樊纲教授更加直言不讳,坦然表达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这么出名的有成就的专家都不为老百姓说话,甚至都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这个无名小卒,又操什么心、着什么急呢?

在性的问题上,我从来不保守,但也一直不开放,我要的是“中性”。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π的生日乱弹性权之琴》,指出了在性权利这一问题上,“好比是每个个体对圆周率π的具体数值掌握不同一样,有的人只允许自己或者自己只有能力记住3.14,有的则却可以记住后面若干数值。这一类比,其实就是民事权利的道德伦理属性在不同权利个体上的差异。但不管有多少差异,不管每个个体能够记住小数点后面多少位,但这个无穷大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超出π的,因为这里的π就好比是民事权利的法定性所指示的权利界限”。当时觉得我这个观点已经够解放的了,但看了著名性学家李银河的言论,我却发现:只要我写什么,什么就是小儿科。她在性问题上的主张,越来越大胆,直言“换妻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把性权利上升到一般角度,我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最近,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发表文章----《公众找不到为自己说话的知识分子》,在网络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经济利益说话。这些人在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那里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权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或许也存在着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性话语,往往为批评而批评,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因此没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径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读罢郑教授此文,突然有一股悲凉涌上心头。代表权力与经济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旦多了起来,并打着“真理”旗号对抗他们的批评者,而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环境下又格外难产,且缺乏有效管道影响决策,那么,面对毫无话语权的公众,究竟有谁来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在讲究法治与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的社会,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目标指向应该是一致的。这才是科学与真理。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只有具体利益主体之不同,不应有一般利益价值之冲突。政府利益能否与公共利益一致,不是看官方的对外标榜,而是看理性公众的认可程度。而公众是不是理性公众,不是看其利益表达方式公开与否、温和与否,也不是看其利益诉求渠道是否过于单一或者过于分散,而是仅仅看利益主张者是否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及表达方式与诉求渠道有无遵循正当程序。

张维迎教授曾说:“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这话可真够有骨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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