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怎样“炼”成的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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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知识生产方式的不同，可能影响到知识的形态、内容、品质与功能。韩雪枫教授是我的朋友，也是国学大师张舜徽的弟子。有一次，他无意之中提到，当下流行的“学术论文”，张舜徽先生不会写，也从来没有写过。多年前，我曾经浏览过张舜徽先生的一些著作，譬如《先秦道论发微》、《清代扬州学记》、《清人笔记条辩》，等等，确实不大像现在通行的“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可见，20世纪末叶以来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迥异于张舜徽那一代人的知识生产方式了。随着老先生们的先后谢世，附丽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也逐步退出了当代人的视野。

　　张舜徽先生的著述方式，引发了我对于知识生产方式的兴趣。我感到，如果就古今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做些比较，也许有助于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

　　在中华文明的所谓轴心时期，知识生产的方式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知识生产方式的非学院化。一切知识，几乎都出自实践者。譬如，有关天文的知识，是由“羲和之官”生产出来的，他们观察、总结日月星辰的变化，制定出历书与历法，以之“敬授民时”，时间秩序就确立起来了，由此也产生了阴阳家学派及其知识体系。再譬如，法家学派也生产了一套知识，但是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都是现实政治的操作者，绝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家。

　　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则是孔孟与各国当政者反复对话的产物。是“两人对话”或“多人对话”，而不是“个人沉思”，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春秋战国以降，以对话的方式生产知识，几乎成为了知识生产的常态。譬如汉代的《盐铁论》，就是一份政治争论的记录。宋代的“鹅湖辩论会”，则成了“理学”与“心学”走向分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明代王守仁的《传习录》，也是一本影响深远的对话体著作。概而言之，两人或多人之间的辩论，是传统中国生产新知识的一个基本场景。

　　传统中国的知识生产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书信写作，我想把它概括为“书信体的知识生产”。文风自由、读者明确的书信，也由此而成为知识的重要载体。譬如《报任安书》，就是一封负载着新思想、新知识的重要书信。后来的朱熹、曾国藩等人撰写的大量书信，也对他们的时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传统中国“对话式”或“书信体”的知识生产，还可以见于西方。譬如柏拉图的著作，就与中国的《孟子》一样，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苏格拉底是西方知识与智慧的源头，但他并非生活于学院，而是整天穿梭于市井，找人闲谈。再譬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知识生产，也不是书斋里玄想的结果，而是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产物；特别是恩格斯，更是亲自拿着枪杆子走上战场，参加巷战???这样的战斗姿态表明，恩格斯的知识生产，伴随着枪林弹雨，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此外，在马恩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书信，它意味着，写作书信也是马恩生产知识的重要方式。

　　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则完全是另一种图景。格式化的论文、教科书式的著作、不同等级的课题，填满了各式各样的“科研登记表”。在这些体现知识生产的“成果”中，千人一面，千文一面，自言自语，鲜有生趣。在这些数量庞大的“成果”中，很少看到个性化的思想与表达，很少看到知识生产者的血温与脉跳，很少看到真实的生活实践。社会矛盾已经缓解成为杯中波澜，知识生产也随之异化成为纸上驰骋的“论文生产”了。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顾准的知识生产，总是蕴藏着一股说不出的魅力。其背后的原因，除了表达形式上的自由，我们还可以透过他留下来的文字，触摸到一个理性的、沉潜的心灵。

　　眼下，单设的学院或大学内分设的学院，早已成为了知识生产的制度化的主渠道。其实，“学”不必出于“院”，学在民间，学在社会。如果说，“礼失”应当“求诸野”，那么，真正有效的知识也应当“求诸野”；如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么，真正有效的知识生产也有必要从真实生活着眼。回想春秋时代，各路“采诗官”风尘仆仆地游走于中华大地，他们深入各国，采撷的“邶风”、“卫风”、“郑风”、“齐风”、“曹风”、“秦风”、“桧风”，既铸成了一部诗歌经典，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知识生产方式----“诗经”，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