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精英们为什么会被误解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59:53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参与学者：贺卫方，法律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展江：新闻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
采访、整理/韩雨亭

民众是否挤压精英们的言论空间

magazine?精英：最近几年来，诸多精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出现被公众误解的问题，尤其是网络上骂声一片，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

贺卫方：网络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博客的出现，使大家都变成了记者、编辑以及新闻发布者。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言论都没有经过多少过滤，基本上是原生态的言论形态，比较真实的反映出某种状态下的民意。同时，知识界也主动进入或被裹胁到这样的状态中，甚至有时候知识分子审慎言论的姿态也改变了。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有时喝完酒回家写博客，结果第二天就后悔，再想改就覆水难收。这在过去稿纸上写作、邮局里投稿的时代是不大容易发生的。

另外，与传统的书刊相比较，大家看网络言论的心态也不一样。在电脑的屏幕前，大家不能够容忍非常长的文字和非常复杂的说理。许多人都是先看标题然后感兴趣才再读下去，很多人只是在看完第一段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了，有时网络编辑也经常会别出心裁地取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这样就会曲解某些人士完整的表达。

magazine?精英：如果你的言论被误解，你会有什么心态？

贺卫方：我觉得误解也是一种“解”。我一点都不觉得这种误解会让我觉得委屈。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即在任何时候要坚持理性，要持续不断地说理。

比如 “刘涌案”，当时网民对法学专家提出抨击，但没想到这些法学专家大多失声了，这让我有点失望。他们可能觉得越说话越会激起很多人的反感、怒骂，而不说话的好处就是逐渐地事情就平息掉了。但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是要说，毕竟那个时间段引发的关注度是最强烈的，会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国家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等等问题。

展江：我觉得无所谓误解不误解，也没有一定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既然是观点的自由市场，那大家可以讨论。

magazine?精英：网络上出现诸多暴力言论和非理性的倾向，这对精英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是压缩还是放大了？

展江：现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不是穷人，他们有社会地位，有话语权。如果知识分子与商界、政界等构成精英联盟，这样一来，自然就会有人愤愤不平地认为，精英的声音是跟他们对立的声音。其实，大众对精英知识分子施加某种压力也不见得不好，一方面省得知识分子自说自话，装清高，另外一个就是防止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

我并不觉得目前精英与民众的对立已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精英知识分子被不断地提醒要谨慎使用手中的话语权，这可能还是一个好事情，这是一种约束的行为。当然他也应该有勇气，不要担心被误解，英国人不是说要“光荣的孤立”吗，你要做你就不要怕，要勇于承担这种批评。再者，精英在表达的时候也要照顾别人，承认别人的合理性。

贺卫方：从言论空间的角度，我认为网络还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放大了。尽管有许多让人们不愉快的个案发生，但如果没网络的话，知识界整体发言的声音就会少很多。无论是精英还是一般的民众，大家都因网络空间的存在，而能对一些问题直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精英已经独立、理性而又擅长沟通

magazine?精英：为什么目前的精英与大众的话语现状，总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

贺卫方：中国目前到底是哪些人在上网，这需要进行调查分析。我们虽然在许多县城网吧里面看得到很多上网的人，但今天在网上发表言论的大部分还是属于白领阶层。受过一定的教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肯定占据很大的比例。他们是否会全面反映社会真实的声音，不是特别能够判断出来。网络本身是社会分层不同的产物，同时可能也会反过来强化社会分层使得这个社会不太容易真正的融合。

展江：我认为原因有很多，有政治学层面的，也有社会学层面的，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情形严重，知识分子十多年来，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大幅提高，开始中产化，乃至于富豪化了。这一方面是好事，可富豪化却有些不太正常，这也给批评的人提供了一些口实。

比如在经济学领域，有些经济学家的作为害了经济学界，也害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收入。你把你自己弄得很富，我觉得这对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是一个耻辱性的问题，他们不仅败坏了个人声誉，还败坏了这个学科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还降低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它导致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被人所信任，别人会认为要么匿是跟权力有所联系，要么就是跟利益有所联系。这样就产生了信任的危机。

很多法学专家、经济学家，更多充当了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有时候，我觉得很有必要把知识分子进行分类。

贺卫方：我们现在民众、知识分子以及政府都极端不信任，这很危险，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交流的通道。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沟通民众，那么他必须与政府划清界线。本来在一个社会中，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原本应有很好的通道，但中国现在这个通道基本上被关闭了。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性，一种健康的独立实际上就是一种既能保持自己言说的完整和理性，同时又能够保持跟现行政治势力之间进行合理的对话。

magazine?精英：这可能对知识分子在角色扮演上的技巧会提出更多要求？

贺卫方：我觉得一个知识精英追求独立，追求理性，追求沟通是最重要的。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胡适跟当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之间保持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很多次希望他能进入到国民党与政府系统内，但他每次都非常认真和坚定地拒绝了。另一方面，他还要与政府高层保持一种对话关系。蒋介石经常跟他一起吃饭，每次吃完饭，胡适都会写下日记，甚至第二天报纸会把他对蒋的建言刊登出来。1948年的时候，蒋介石请胡适吃饭，他很直率告诉蒋介石，说其政策出现了严重问题，政府该反思自己。1950年代后期在台湾，胡适也是想方设法地去推动言论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胡适太过妥协，不愿意拉破了脸和蒋介石对立，但我们特别需要胡适这样的人，在发生问题时能保持和政府之间的对话。并不是说一味讨好，而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蒋介石曾想谋求第三次连任，他就明显告诉蒋介石说这违反了宪法，且这种言论能够发表出来。

magazine?精英：网络匿名制度使得很多不负责任的话语出现，那么你怎么看待网络匿名制度？

贺卫方：网络匿名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匿名使得发表者对自己相关言论的责任心弱化了，所以里面多少夹杂了一些宣泄，而不是非常认真地去写一篇严肃的言说。网络时代大家写东西就是短、平、快，自然也降低了认真写作的动力。另一方面，为什么大家喜欢匿名发一些激愤的言辞呢，我觉得还是事出有因，这与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有关系，比方说有一些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当事人如果实名揭露就会面临危险等等。我认为网络依然是一个很好的监测系统，它能够呈现出社会真正的弊端，政府可以根据去了解社会到底哪些问题急待解决。我也曾受到过不少个人攻击，但我仍然认为网络实名制非常不好，我们更应该看到自由的言说所带来的好处。包括对一些腐败官员的揭露，如果你要求实名的话那简直是太恐怖了。

展江：尽管网络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我坚决反对现在施行实名制，韩国施行网络实名制，但韩国人可以随意批评总统，如果要施行，那你政府得先把宪法第35条落实了，然后再采用实名制度。中国现在不予恐惧的自由还没实现，因言获罪这个机率还是大量存在。

大多数不沉默，精英更不应沉默

magazine?精英：在“沉默的大多数”都有了机会发言的时候，到底还需不需要精英？

贺卫方：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大狗叫，小狗也叫；小狗叫，大狗不能不叫。一个社会应该多声部的，是可以经常互动的。

一个社会，恰好到了每个人都能说话的时候，反而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就产生对于更好的言说者的期盼。好比是喜欢唱戏的人多，名演员的地位反而更高。但如果大家都已经不唱戏了，那名演员就没地位了。所以呀，我觉得精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非常重要，应该避免完全被载体化，每一个人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变成一种工具，你自己要永远保持一种自己言说的风格，哪怕不大受欢迎。

展江：这个时代，精英的声音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护这个言论空间，甚至去扩大它。理性的声音还是要不断地通过各种媒体传出去，占据各种意见的主导地位。另外，让大众接受良好的教育，开启民众心智，使其自我觉醒，而非被人操纵，使其不要在一种相对蒙昧的情况下去表达情绪。

很多问题都可以争论，但是争论要互相尊重对方，最好不要采取激烈的、革命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同时，精英在发表言论时，一定要慎重，要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如果只是一根筋地表达所谓的观点，不照顾别人，会是一个大问题。

确实要防止多数人的语言“暴政”，这甚至可能影响到司法，它的具体表现可能是某个案件引起民愤了，当事双方如果一方是弱势群体，另一方则是富人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法官本来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但中国现在这种非理性的舆论经常出现，不但法官难以抗拒，执政者也很难抗拒，所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声音就显得更加重要。

需要理性的爱国主义

magazine?精英：你怎样看待四处盛行的民族主义？

展江：民族主义没有什么不好。民族主义是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心结，因为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老殖民主义的问题，它让中国感到羞辱，有创伤。弗洛伊德讲过，童年创伤影响人的一生，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歪曲的历史教育，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情况相当严重。再者说，我们目前的教育又是培养愤青的机制，所以更容易产生极端的民族主义。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历史大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它经常在自卑到自大的两极之间摇摆，对外部世界既羡慕又有点不满。在全球化时代，你过分强调所谓的“民族共同体”，这是很有问题的。

贺卫方：前一段时间，我在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文章，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论。讲的是亚洲杯的中日比赛，现场只要奏起日本国歌，便引起全场巨大的嘘声，只要日本队员一拿球就开骂，日本球迷只要一拿日本国旗就会有人身危险。我的文章的意思是：激发日本人斗志的最好办法就是凌辱他。

那场球一开始，我就觉得中国队肯定完了。写了这篇文章，后面就有很多跟贴，赞的人不少，骂的人也很多。如何让一个民族变得理性，最重要的是不能掩盖历史真相，要正视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偏见与无知是有紧密联系的。政府、学校和媒体都有责任。民众不能处在猜测与偏见之中，要不然就会产生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化分两种：一种抹去自己历史上不愉快的事，变成一个甜蜜的忘却者，另外一种就是一味激烈地跟政府对抗，政府也一味地掩饰真相，打压任何抗议。最大的危险是历史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会导致“真理的雪崩”。

拒绝道德审判

magazine?精英：为什么有些精英的专业性发言，会被引申出道德、良心的追问？这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多大关系？

贺卫方：使用道德评判并非自1949年始，这其实是一种中国历史的传统即“泛道德主义”以及道德治国的方式。同时，知识分子也是好说大话，来不来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大而无当的言词以及普遍道德主义的影响，导致伪善之风盛行。

像李银河这样的人物现在很珍贵，因为她刺破了那些伪善的东西，从生理等其它的角度去解构掉某些故作神秘和刻意掩盖的东西。我说的是刺破伪善，不是指庄严，我们这个社会仍然需要有庄严。现在，我们是一方面在进行着“泛道德”教育，但实际上社会又存在着普遍的信誉缺失、道德沦丧，这也导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应该追求的道德准则。

培养社会的理性

magazine?精英：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是否也会转嫁到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又增加了对知识精英的误解？

贺卫方：一个合理的社会。一定会形成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集团、观念集团，大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只有彼此对话，碰撞，妥协，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比如，学者这个群体，由于大学的独立性不够，学者群也出现了不应有的分化，特别的贴近政府的学者被称为“奏折学派”，但也有一些与政府保持明显距离的学者。这些都无所谓，但问题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甚至基本上不交流，这就表明了一个国家言论处于不健康状况。如果没有一种理性讨论空间的话，无法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一种健康的推动。所以，我觉得被人误解有时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我们失去相互对话的空间、平台和能力，背后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

magazine?精英：媒体在民众与精英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展江：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正好赶上新旧媒介的交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在印刷机时代、理性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进入方式与阶段不一样，这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我们是在一个半农业、半工业的社会状态，直接进入现在的影视时代、互联网时代，在一个理性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进入现代化，进入网络时代，自然会把这些非理性的声音放大。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确实需要培养理性精神，中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前现代和现代并存的时代，就某些具体层次而言，可能都出现一些后现代的问题了，但“前现代”一些基本问题还是没解决，这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理性，也没有培养起来。另外，发达国家所走的那条道路，法治、宪治这些基本目标我们还未实现。《娱乐至死》那本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