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5:07 18:12:23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一、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其政权变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采用共和制，改用公历。

　　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但是民国的政权不久便落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手。

　　袁世凯利用权力一步步走向独裁。他从第一届内阁开始就破坏责任内阁制度，未经内阁总理同意擅自处置重大事务；1913年3月派人暗杀国民党议会活动家宋教仁；7月镇压孙中山因宋教仁事件而发动的“二次革命”.10月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4年1月解散国会；5月炮制《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修改总统选举法，不仅使总统的权力无限制地扩大，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有权推荐继任总统；1915年12月12日废除共和，复辟帝制。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人民群众和拥护共和人士的反对，爆发了“护国战争”，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民国的政权先后落人各派北洋军阀的手中，历史进人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冯国璋、段棋瑞、曹馄、张作霖等军阀相继粉墨登场，直至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

　　二、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以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开始进行教育革新。1912年1月19日，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其主要内容是：从前的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凡各类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禁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奖励出身；初等小学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等课程；高等小学再增设中华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手工等课程。

　　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蔡元培继续出任教育总长，继续进行教育改革。9月初重新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公布《学校系统令》，初步确立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和资产阶级新学制的最后确立奠定了基础。

　　对于教育宗旨，；规定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中的“道德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实利教育”，是为了进行生产和知识技能的教育；“军国民教育”就是后来的体育，是为了培养学生健全的体魄；“美感教育”包括美术和音乐，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想修养。对于学制，在公布《学校系统令》之后，到1913年8月，又陆续公布各级各类学校令，后经过调整和综合，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学制系统。因该两年的阴历纪年分别为壬子年和癸丑年，因此又称“壬子癸丑”学制改革。这个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分二级，初等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3年；中学教育4年；大学6一7年，即预科3年，本科3一4年。还将教育分成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三个系统。师范教育分为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分乙种（初等）、甲种（中等）实业学校和专门（高等）学校。

　　1912年9一10月，教育部还颁布了小学、中学、大学、专门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学制，对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人学资格、年龄、课程和年限都作了明确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为宗旨；教员须有许可状，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中学教育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以省立为原则，经费由省款支付。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阂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设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种类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的知识技能为目的；甲种学校以省立为原则，乙种学校以县立为原则。

　　此后，袁世凯为着其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的需要，曾有过短暂的封建主义教育复辟。袁世凯死后，范源镰任教育总长，重新施行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废除和修正了袁世凯复辟时的一些教育法令。1919年4月，又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出现的许多新的教育团体，也积极推动教育改革。1921年9月10日，教育部邀请全国各教育机构和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制改革会议，通过了《学制系统改革案》，于1922年起在全国施行，称“新学制”。因该年是农历壬戌年，故又称“壬戌学制”。其改革的主要举措是：小学年限缩短为6年，以利普及；中学年限延长为6年，以提高教育水平，初中可以单设，以利普及；大学取消预科，不再进行普通教育，有利于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施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职业教育单成系统，代替实业教育。这一学制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民国成立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的确立。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和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中，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积极提倡新文化，充当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先锋。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吴虞、蔡元培以及后来参加的鲁迅等。由于这次提倡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又与五四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故称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以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秋更名为《新青年）}）为开端。新文化的提倡者们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以现代自然科学反对无知、迷信和神秘主义；以争取民权和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提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主张真正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逆流；反对一切旧道德和旧文化，主张个性自由和个人发展，提倡文字的改革与新文化的创造，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性质上属于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

　　后一个时期，在指导思想上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开始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经过前一阶段的新文化启蒙，唤醒了中国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因此当1919年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即将失败、日本取代德国攫取在山东的权益即将得到和会确认的消息传来之后，年轻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规模宏大、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6月3日，上海爆发了有数十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和游行，使五四运动从一个青年学生的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包括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参加的爱国运动，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把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与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中国的革命运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制度条件，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与掠夺，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1912一1922年持续10年较快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表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资本主义主体力量从国家向民间转移，私人资本的发展速度已超过国家资本。二是大小企业并举，以中小企业为多，既表明资本相对集中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开始出现，也说明企业资本力量的薄弱。三是出现了企业集团，如航运业中的三北集团、朱葆三集团，银行业中的北四行、南四行之类的同业性企业集团；无锡荣家的三新系统企业集团、南洋华侨郭氏兄弟的永安系统企业集团之类的家族性企业集团；以周学熙为主的华北企业集团、以张餐为首的南通企业集团之类的地区性企业集团。四是负债经营，许多大型企业和集团企业依靠举借大量外债和内债才得以开办和维持经营。这些特点说明，民族资本主义经过这10年的发展，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加，但在素质上提高不多，加之国家主权丧失，仍不足以对付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和侵略，1923年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卷土重来，资本主义经济又出现衰退，发展势头减弱。

　　五、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政治体制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4月18日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为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利用南京政府一方面与武汉政府抗衡，一方面镇压革命力量。南京政府下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质上是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同时，蒋介石公开宣布“以党治国”，宣称“违反三民主义的人不允许活动”。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并于10月4日公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确立。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确定训政时期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实际及方略案），进一步规定，由国民党“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之权”。

　　1935年5月5日，国民党为了掩饰其借“训政”为名加强独裁的真面日，又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与《训政时期约法》比较，它在文字上、个别章节上作了一些调整，并将国民政府的首脑由主席改为总统，但二者的结构体系、内容却基本相同。它虽删除了国民党中央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定，但又把总统的权力规定得至高无上，总统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最高权力，仍然体现着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实质。随着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的确立，国民党政权逐渐走向法西斯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国民党特务制度的建立及其基层保甲制度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