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学》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1:14 22: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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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生发展

关于教育心理学的观点，在我国历代学者的一些著作中是极为丰富的。就拿两千多年前的荀况（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来说，他就有许多宝贵的学习观点。他曾反对学习上的先天决定论，认为人的才能与品德“所得乎积，非所得乎性”。他认为“君子生非异也”，“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而不是什么天生的、天降的。他认为人的品德与才能是“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他强调学习上必须有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他认为对待学习要“学问不厌，好学不倦”，做到“尽其理，究其难”，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注意“积微”的方法。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即使今天来看也还是有光辉的。可是，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统治的束缚，近代又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鄙薄科学、技术，使早就有的丰富的教育心理学观点，未能系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据有关史料表明，我国最早出现的有关教育心理学的著作是光绪末年（1908年），由房宗岳译日本小泉所著《教育实用心理学》。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廖世承教授开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心理学，并于1924年出版了他编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1926年，陆志韦翻译出版了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概论》；1933年，陈德荣翻译出版了盖茨（A.L.Gates）的《教育心理学》；1939年吴绍熙等翻译出版了何林渥斯（H.L.Hollingworth）的《教育心理学》。继廖世承之后，我国学者编著教育心理学教科书的还有高觉敷（1929年）、潘菽（1935年）、陈选善（1938年）、肖孝嵘（1940年）与艾伟（1945年）等。

自光绪末年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四十多年中，我国老一辈的心理学工作者不仅在国内传播了教育心理学知识，同时也展开了一些教育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在学科学习心理、教育与心理测验等方面，一些学者如艾伟教授、肖孝嵘教授等，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多数是译述西方的，研究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也都是追随西方的潮流，很少有创见。所以，总的说来，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基础，在解放前是比较薄弱的。

二、解放后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1949年全国解放后，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结束，新中国的成立，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本来为教育心理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社会条件。可是，由于“左”倾思想、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使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它同整个心理科学一样，经历了下列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58年，可以算作是学习改造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学习苏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改造与建设心理科学以及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经验，以确立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对于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测验技术等进行了清理与批判。

通过学习与批判，绝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都认识到我国教育心理学建设的方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同时也认识了西方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些问题。应该说，成绩是显著的。这为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开始是一些“左”倾思想，干扰着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执行。这种错误，到了1958年，恶性膨胀为一股上下结合的极左思潮，掀起了一个所谓“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它公然背离党的“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粗暴地对待学术问题，以行政命令的手法，强制推行某种观点。这样，给我国心理学造成了一场严重灾难，使我国心理学的方兴未艾之势，濒临夭折。

第二阶段为1959～1966年。这个阶段是继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过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纠正这个批判运动的错误而开始的。在1959年召开的“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公开纠正了心理学批判运动的错误，贯彻了“双百”方针，对于运动中提出有关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以及学科性质等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从而扭转了一些混乱局面，出现了一点由恢复到初步繁荣的生机。

尽管由1959～1962年在我国是个“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人民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可是广大的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出于对党和祖国教育心理学事业的热爱，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展开了以改革中、小学教学为中心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我国教育心理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在1962年2月，中国心理学会召开了教育心理专业会议并成立了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具体领导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据这次会议主席潘菽估计，当时全国已开展的有关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二百项以上。提到这次会议上来的有关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报告有七十多篇。会上，大会主席潘菽作了《关于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对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方面的基本经验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与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意见。在这次会议的号召和推动下，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迅速向纵深发展。研究的范围，包括学习心理、德育心理、智育心理、学科心理、学生的个别差异、入学年龄、学习阶段的划分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等等方面。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教育心理学人才的培养。在1961年召开的高等学校教材会议上，确定要编写教育心理学教科书。1963年出版了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讨论稿。在此前后，全国各师范院校，相继重新开设了教育心理学课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教育心理学界出现了初步繁荣与欣欣向荣的局面。

第三阶段为1966～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阶段。在这十年期间，我国的教育心理学同整个心理科学一起，遭到空前的浩劫。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搞乱全国，鼓吹极左思潮。文痞姚文元亲自插手心理学，用比1958年心理学批判更恶劣的手法，掀起了扼杀心理科学的恶浪。他们宣布心理学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勒令解散心理学研究机构，残酷迫害和批斗老一辈的心理学家，拆散专业队伍，焚毁心理学著作，使我国心理科学处于毁灭的境地。

第四阶段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从此，我国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得了新生。自1976年以来的二十余年间，我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关教育心理学的科研课题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学习心理、教学心理、德育心理、学习归因、心理健康、特殊儿童教育心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教育心理学教材建设方面，先后出版了由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1980），邵瑞珍主编的《教育心理学》（1988／1997），韩进之主编的《教育心理学纲要》（1989），李伯黍、燕国材主编的《教育心理学》（1993）等比较有影响的教材。在教育心理学理论建设方面，冯忠良的“结构—定向教学心理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密切联系我国教学改革实际的第一个教育心理学体系终于在1992年以专著《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上下册）的形式问世了，并于1998年修订成一卷本的《结构化与定向化教学心理学原理》。它是我们建立在三十多年的教学改革实践基础之上而提出的教育心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构建学生的能力与品德的心理结构，而要加速能力与品德的构建，则必须依据学生的学习规律进行定向培养。这一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三个基础理论和五个学习规律。三个基础理论是：教育教学的经验传递说，学生学习的接受—构建说，能力与品德的类化经验说；五个学习规律是：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规律、知识的掌握规律、技能的形成规律、社会规范的接受规律、学习的迁移规律。这一理论目前正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我国教育心理学目前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解放前的基础薄弱，解放后又两次遭受极左思潮的摧残，因而同一些基础较好的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表现在我们的专业队伍还比较弱小，研究的设备与条件也远不如一些先进国家；我们的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一些研究本身也不够系统；对于教育心理学本身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缺乏认真的深入探讨。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