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药大学同等学力复习论文：《从列宁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2:25 08: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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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经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①]邓小平也指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②]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列宁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一、社会主义原政治体制的主要危机与弊端

　　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以后，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对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导人经过漫长的探索，已经形成越来越深刻的科学共识：这个主要危险就是党和国家机构内部的官僚主义！

　　早在１９１９年初，列宁就已敏锐地看到，官僚主义已经在党和国家机构内部复活并蔓延开来，因而把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写进了１９１９年制定的党纲。列宁尖锐而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③]列宁越到晚年，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并且越来越高度地强调：“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④]。并一再向全党敲起警钟：“共产党人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⑤]

　　列宁深刻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源。这就是：在经济上，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俄国由于沙皇君主专制的长期统治，具有浓厚的中世纪农奴制遗迹，缺乏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传统；在文化上，俄国同样十分落后，文盲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切都是滋生培育官僚主义的最好土壤。所以，列宁清醒看到，反对官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也不是通过几次突击性的群众运动所能扫除，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的长期历史过程。他指出：“我理解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但是我们没有在党纲中提出要消灭它。这不是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问题”[⑥]。所以，列宁明确表示，对官僚主义不能采取那种求快于一时的“外科手术式”的彻底切除。他说：“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使它减少。”[⑦]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用外科手术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它只能慢慢地治疗，——其他一切，不是卖假药就是幼稚。”[⑧]列宁开出的处方是持之以恒、标本结合的慢性疗法，即把治理官僚主义的顽症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制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去解决。这是一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年困扰列宁的官僚主义顽症同样困挠着新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从建国之初就把反对官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作为重要的历史任务提了出来。与列宁当年主张的慢性疗法不同，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６年就提出可以用群众性的疾风暴雨的“大民主”方式，来反对官僚主义。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逐步升级，到６０年代中期，毛泽东越来越把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从认为党内存在一个“官僚主义者阶层”，发展到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并由此而形成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夺权斗争”，从而把整个国家与民族推入动乱的泥潭。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空前暴露了我国当时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为我们党进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先决条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⑨]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指导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始设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他在１９８０年８月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以超人的气魄和胆识，全面揭露了我国旧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他气势磅礴、一语破的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⑩]

　　这是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各种弊端的全面揭露，并画龙点睛地指出其“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邓小平首先从政治体制上分析了我国官僚主义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根源。他说：“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①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