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华文学风景线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5:03 14: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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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澳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澳华文学的较大发展却出现在世纪之交。澳华作家、评论家劲帆在一篇《澳华文学发展小议》中说，比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九十年代澳华文学是一个飞跃，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作品数量可观，体裁多样，题材也有一定的宽度，部分作品远播到中国大陆、港台及欧美地区，少量作品比之北美、西欧、日本的华文文学作品并不逊色。 澳华文学进入收获期 据统计，在1998年3月千波、施国英等9位女作家出版《她们没有爱情》之前，澳大利亚当地出生和新老移民的华人作者出版的华文作品集不下50部。其中有李承基的《蕙园随笔》、黄惠元的《苦海情鸳》、徐家祯的《南澳散记》、张至璋的《南十字星下的月色》、梁绮云的《袋鼠国随笔》、江静枝的《随爱而飞》，以及心水的《沉城惊梦》、《怒海惊涛》、短篇集《养蚂蚁的女人》、散文集《我用写作驱魔》和诗集《温柔》等，为澳华文学的拓荒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就我的视点而言，最引人注目且具冲击力的当推中国留学生、新移民的作品。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集子有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张奥列的《悉尼写真》、《澳洲风流》，王晋军的《澳洲见闻录》，海伦的《留澳日记》，武力的《娶个外国人当太太》，新移民杂文合集《悉尼八怪》，洪丕柱的散文集《南十字星空下》，毕熙燕长篇小说《绿卡梦》等，以及庄伟杰的诗集《神圣的悲歌》、散文集《梦里梦外》，林木的诗集《雪梨情思》，张奥列的文学评论集《澳华文人百态》，朱大可的文学评论集《逃亡者档案》、《正午的暗夜》、《聒噪的时代》，黄惟群的小说、随笔集《不同的世界》，刘维群（刘阳）出版的文学传记《梁羽生传》和纪实文学集《风雨澳洲路》，储小雷的纪实文学集《悉尼故事》，毕熙燕和凌之的散文合集《桥上的风景———走近澳大利亚》，牧在犁的《秋水长天》，赵种的《海外·人》。而长篇小说则有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英歌的《出国为什么》等。总而言之，这些年来，澳华作家的作品花色品种，样样齐全，堪称洋洋大观，成果丰硕。 描摹华人心路历程 澳华新移民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亲身体验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自身已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与较量之中，诸如生存的压力、寻梦的失落、无根的虚幻、文化的归宿，乃至华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等，并伴随着不同的年代生产不同的心境，这些成为作家笔下最好的培养基。 A．个人化的《悉尼八怪》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中文书展上，我碰到《悉尼八怪》中的“两怪”：楚雷和钓鳌客，他们赠送了一部在澳洲出版的《悉尼八怪》，内有澳大利亚文化名人周思（NicholasJose）的序言。他谈到这些作者为什么写作的缘由：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富有进取精神，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澳洲，希望所受的专业教育与知识可以有用武之地，但这并不容易，不像原先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难以适应的体力劳动，金钱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异，由于签证和居留条例的改变而面临的时刻被赶回国的难题，所有这些赋予他们创作的热情，促使他们拿起笔来。 周思评价他们的杂文风格是：短小、精悍、个人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独特的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个中国人在困境中所能展示的微笑，它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情感：顺从、苦楚、怀旧、玩世不恭与愤世嫉俗。 我十分同意周思的分析。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大陆的一篇《草纸》的短文，那是幽默中含泪的微笑：来澳时他的皮箱中藏了18卷草纸，那是上了一个先来澳洲的朋友的当。这位朋友说，澳洲水果便宜，但纸很贵。结果入关时，海关人员对着这18卷草纸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又叫了另外的人，“嘀嘀咕咕用力捏草纸，对着天空照草纸，反反覆覆闻草纸，又嘀嘀咕咕一阵，才很不甘心地放我入关。” 事情并没有完。“我第一天找工，进厕所时傻了：澳洲草纸free（免费），不仅城里free，乡下厕所也free。这事怎么任何回国人员都没提起过？我恍然大悟，海关一定怀疑我这个人是贩毒的，或精神上有毛病。怎么可能拎一皮箱草纸入关？这在澳洲入关史上史无前例。” 阿忠的《牛奶箱》也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称牛奶箱是留学生的摇篮，因为“椅凳桌子床架、书柜杂橱鞋箱，我们把牛奶箱单一的功能天才地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他为两个女同学搬家，竟然搬出58个牛奶箱。他感叹地说，第一个在牛奶箱上琢磨出许多用途的人，应该为他塑像造庙。这其中包容了多少辛酸和血泪！ B．多棱镜的小说 1991年，刘观德的中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是较早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经验纪录，汇入包容隐痛、悲哀与感慨万千的集体记忆之中。特别是他的“五苦论”，那么多年过去了，还令人津津乐道，这便是“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试想想，要是没有找到很辛苦很低廉的工作，那学费、房租到哪里要啊？后来的武力的《娶个外国女人当太太》、毕熙燕的《绿卡梦》、英歌的《出国为什么》、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以及刘阳的纪实作品《风雨澳洲路》，均从多个侧面表现他们在澳洲的奋斗、挣扎和内心的彷徨、焦虑。 千波、田地、吴棣是三位活跃在澳华文坛的作家，他们的职业并不相同，但对文学都很钟爱。千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澳后又获得了硕士，从事教育工作。田地毕业于北工大，据称是搞电脑的，来澳当过出租车司机。吴棣是搞美术的，也是科班出身，来澳后从事本行。他们的作品都以其个人生活经历取胜，赢得不少喝彩。特别是他们三人合作的小说，更给人耳目一新。他们所写的都是澳华新移民所关心、谈论的，如有一篇《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的小说，田地以北京人和邻居的身份来写，而广东人的丈夫则由吴棣来担任，千波则当上海人、妻子。他们联手合作，把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等新移民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写得惟妙惟肖。 C．书写胸臆的诗歌 诗歌在澳洲华人文坛上是种不太受重视的文体，但它在表达心声方面，应该说比其它体裁更直接、更犀利，而且写作的人也不少。欧阳昱、庄伟杰、西彤、冰夫、黄雍廉等均有诗集出版。最近又有一个《酒井园诗刊》问世。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诗作也漂洋过海，如香港的《诗双月刊》就刊登了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合辑，其中有西贝的《杯子》： 这是你留下的／最后的杯子／冬天，在寒冷／寂寞的屋里／我盛满一杯热水／双手捧起来／它发出一个轻微的声音／一道细细的裂痕／伸向杯底／我用手抚摸／渗出的水珠／手指竟流出鲜血／为什么我去触动这杯子？／这脆弱的／最后的／完美的容器／把它放回到托盘上／看上去完好如初。 无疑，这种感觉是很细腻而传神的，有多少伤情和难言之隐尽在不言中。 出版《神圣的悲歌》的庄伟杰把离开故土、流落异域、漂泊天涯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因为对诗人来说，流浪的路没有尽头。但是，他仍然无法拒绝疲倦的旅程，还要走下去。 澳华文学路在脚下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最有震撼力的是那些反映他们悲欢离合的作品，而此中又何尝不是他们自身以及一代人的写照？！ 中国人喜欢说什么“诗穷而后工”，还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等等。但是，在这物质的社会，谁要是面对着接踵而来的Bills（账单），还能有好心情，那才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我所知，澳大利亚华文日报，除了副刊发放少量的稿酬，以及一些周报一些特定的版面和约稿，支付作者一点稿费外，一般是自备粮草，没有任何报酬的。就是媒体的一般编辑，每周所得往往不比清洁工或其他工种的收入多。一些文化人往往要靠其他的收入，才能玩玩文学，或者说从事文学这一神圣的事业。 澳大利亚华文纯文学刊物凤毛麟角，就我看到的只有《原乡》，但有时是季刊，有时是半年刊，视乎赞助多少。1999年，悉尼的文人谋划创办一本华文的季刊《华联杂志》，并设有董事会，董事还都是新移民中的成功人士。刊物虽说不是纯文学，但有澳洲特写、移民的路、留学生十年、澳洲生涯等栏目，也有不少佳作。然而，好景不长，只办了三期，就“执笠”了。大概是经济原因吧。因此在谈起澳洲华文文学的成就时，有人就感叹地说，澳大利亚华文文学能有这番景象已经不容易了。 在这种境况下，澳洲的作家把出书的目光放到中国大陆、港台等地，尤以中国大陆为甚。像有较大影响的《绿卡梦》、《蹦极澳洲》、《出国为什么》、《桥上的风景》等，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版。曾出过《澳洲见闻录》的王晋军，人在澳洲，却写作《香港，我的1997》和《澳门，我的1999》。 还有不少人已经束装北上，如悉尼几个华文周报和杂志的风云人物已转移阵地，到他们的祖籍国去做另一番事业。 有华文论者指出，目前澳华文坛还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比如现在来澳洲的多是电脑和科技人才，以及为了读能够就业、挣钱的专业，而纯粹的澳洲华人文化人的生存窘困，已经令不少人望而却步。此外，还要注意如何培养下一代读者群和作家群的问题，如果无人喝彩，那么澳华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 然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氛围，远比其他族裔为多的报纸刊物和文化社团，以及众多作者群体的存在、发展，以及日益增多的中澳文化交流，无疑都是澳华文学能够继续发展的动因。澳华文学的明天会更好，这是可以预期的。 （王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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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澳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澳华文学的较大发展却出现在世纪之交。澳华作家、评论家劲帆在一篇《澳华文学发展小议》中说，比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九十年代澳华文学是一个飞跃，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作品数量可观，体裁多样，题材也有一定的宽度，部分作品远播到中国大陆、港台及欧美地区，少量作品比之北美、西欧、日本的华文文学作品并不逊色。 澳华文学进入收获期 据统计，在1998年3月千波、施国英等9位女作家出版《她们没有爱情》之前，澳大利亚当地出生和新老移民的华人作者出版的华文作品集不下50部。其中有李承基的《蕙园随笔》、黄惠元的《苦海情鸳》、徐家祯的《南澳散记》、张至璋的《南十字星下的月色》、梁绮云的《袋鼠国随笔》、江静枝的《随爱而飞》，以及心水的《沉城惊梦》、《怒海惊涛》、短篇集《养蚂蚁的女人》、散文集《我用写作驱魔》和诗集《温柔》等，为澳华文学的拓荒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就我的视点而言，最引人注目且具冲击力的当推中国留学生、新移民的作品。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集子有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张奥列的《悉尼写真》、《澳洲风流》，王晋军的《澳洲见闻录》，海伦的《留澳日记》，武力的《娶个外国人当太太》，新移民杂文合集《悉尼八怪》，洪丕柱的散文集《南十字星空下》，毕熙燕长篇小说《绿卡梦》等，以及庄伟杰的诗集《神圣的悲歌》、散文集《梦里梦外》，林木的诗集《雪梨情思》，张奥列的文学评论集《澳华文人百态》，朱大可的文学评论集《逃亡者档案》、《正午的暗夜》、《聒噪的时代》，黄惟群的小说、随笔集《不同的世界》，刘维群（刘阳）出版的文学传记《梁羽生传》和纪实文学集《风雨澳洲路》，储小雷的纪实文学集《悉尼故事》，毕熙燕和凌之的散文合集《桥上的风景———走近澳大利亚》，牧在犁的《秋水长天》，赵种的《海外·人》。而长篇小说则有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英歌的《出国为什么》等。总而言之，这些年来，澳华作家的作品花色品种，样样齐全，堪称洋洋大观，成果丰硕。 描摹华人心路历程 澳华新移民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亲身体验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自身已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与较量之中，诸如生存的压力、寻梦的失落、无根的虚幻、文化的归宿，乃至华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等，并伴随着不同的年代生产不同的心境，这些成为作家笔下最好的培养基。 A．个人化的《悉尼八怪》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中文书展上，我碰到《悉尼八怪》中的“两怪”：楚雷和钓鳌客，他们赠送了一部在澳洲出版的《悉尼八怪》，内有澳大利亚文化名人周思（NicholasJose）的序言。他谈到这些作者为什么写作的缘由：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富有进取精神，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来到澳洲，希望所受的专业教育与知识可以有用武之地，但这并不容易，不像原先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难以适应的体力劳动，金钱的窘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异，由于签证和居留条例的改变而面临的时刻被赶回国的难题，所有这些赋予他们创作的热情，促使他们拿起笔来。 周思评价他们的杂文风格是：短小、精悍、个人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独特的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个中国人在困境中所能展示的微笑，它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情感：顺从、苦楚、怀旧、玩世不恭与愤世嫉俗。 我十分同意周思的分析。我也常常向别人推荐大陆的一篇《草纸》的短文，那是幽默中含泪的微笑：来澳时他的皮箱中藏了18卷草纸，那是上了一个先来澳洲的朋友的当。这位朋友说，澳洲水果便宜，但纸很贵。结果入关时，海关人员对着这18卷草纸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又叫了另外的人，“嘀嘀咕咕用力捏草纸，对着天空照草纸，反反覆覆闻草纸，又嘀嘀咕咕一阵，才很不甘心地放我入关。” 事情并没有完。“我第一天找工，进厕所时傻了：澳洲草纸free（免费），不仅城里free，乡下厕所也free。这事怎么任何回国人员都没提起过？我恍然大悟，海关一定怀疑我这个人是贩毒的，或精神上有毛病。怎么可能拎一皮箱草纸入关？这在澳洲入关史上史无前例。” 阿忠的《牛奶箱》也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称牛奶箱是留学生的摇篮，因为“椅凳桌子床架、书柜杂橱鞋箱，我们把牛奶箱单一的功能天才地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他为两个女同学搬家，竟然搬出58个牛奶箱。他感叹地说，第一个在牛奶箱上琢磨出许多用途的人，应该为他塑像造庙。这其中包容了多少辛酸和血泪！ B．多棱镜的小说 1991年，刘观德的中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是较早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经验纪录，汇入包容隐痛、悲哀与感慨万千的集体记忆之中。特别是他的“五苦论”，那么多年过去了，还令人津津乐道，这便是“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试想想，要是没有找到很辛苦很低廉的工作，那学费、房租到哪里要啊？后来的武力的《娶个外国女人当太太》、毕熙燕的《绿卡梦》、英歌的《出国为什么》、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和《蹦极澳洲》以及刘阳的纪实作品《风雨澳洲路》，均从多个侧面表现他们在澳洲的奋斗、挣扎和内心的彷徨、焦虑。 千波、田地、吴棣是三位活跃在澳华文坛的作家，他们的职业并不相同，但对文学都很钟爱。千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澳后又获得了硕士，从事教育工作。田地毕业于北工大，据称是搞电脑的，来澳当过出租车司机。吴棣是搞美术的，也是科班出身，来澳后从事本行。他们的作品都以其个人生活经历取胜，赢得不少喝彩。特别是他们三人合作的小说，更给人耳目一新。他们所写的都是澳华新移民所关心、谈论的，如有一篇《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的小说，田地以北京人和邻居的身份来写，而广东人的丈夫则由吴棣来担任，千波则当上海人、妻子。他们联手合作，把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等新移民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写得惟妙惟肖。 C．书写胸臆的诗歌 诗歌在澳洲华人文坛上是种不太受重视的文体，但它在表达心声方面，应该说比其它体裁更直接、更犀利，而且写作的人也不少。欧阳昱、庄伟杰、西彤、冰夫、黄雍廉等均有诗集出版。最近又有一个《酒井园诗刊》问世。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诗作也漂洋过海，如香港的《诗双月刊》就刊登了澳大利亚华文诗人的合辑，其中有西贝的《杯子》： 这是你留下的／最后的杯子／冬天，在寒冷／寂寞的屋里／我盛满一杯热水／双手捧起来／它发出一个轻微的声音／一道细细的裂痕／伸向杯底／我用手抚摸／渗出的水珠／手指竟流出鲜血／为什么我去触动这杯子？／这脆弱的／最后的／完美的容器／把它放回到托盘上／看上去完好如初。 无疑，这种感觉是很细腻而传神的，有多少伤情和难言之隐尽在不言中。 出版《神圣的悲歌》的庄伟杰把离开故土、流落异域、漂泊天涯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因为对诗人来说，流浪的路没有尽头。但是，他仍然无法拒绝疲倦的旅程，还要走下去。 澳华文学路在脚下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最有震撼力的是那些反映他们悲欢离合的作品，而此中又何尝不是他们自身以及一代人的写照？！ 中国人喜欢说什么“诗穷而后工”，还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等等。但是，在这物质的社会，谁要是面对着接踵而来的Bills（账单），还能有好心情，那才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我所知，澳大利亚华文日报，除了副刊发放少量的稿酬，以及一些周报一些特定的版面和约稿，支付作者一点稿费外，一般是自备粮草，没有任何报酬的。就是媒体的一般编辑，每周所得往往不比清洁工或其他工种的收入多。一些文化人往往要靠其他的收入，才能玩玩文学，或者说从事文学这一神圣的事业。 澳大利亚华文纯文学刊物凤毛麟角，就我看到的只有《原乡》，但有时是季刊，有时是半年刊，视乎赞助多少。1999年，悉尼的文人谋划创办一本华文的季刊《华联杂志》，并设有董事会，董事还都是新移民中的成功人士。刊物虽说不是纯文学，但有澳洲特写、移民的路、留学生十年、澳洲生涯等栏目，也有不少佳作。然而，好景不长，只办了三期，就“执笠”了。大概是经济原因吧。因此在谈起澳洲华文文学的成就时，有人就感叹地说，澳大利亚华文文学能有这番景象已经不容易了。 在这种境况下，澳洲的作家把出书的目光放到中国大陆、港台等地，尤以中国大陆为甚。像有较大影响的《绿卡梦》、《蹦极澳洲》、《出国为什么》、《桥上的风景》等，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版。曾出过《澳洲见闻录》的王晋军，人在澳洲，却写作《香港，我的1997》和《澳门，我的1999》。 还有不少人已经束装北上，如悉尼几个华文周报和杂志的风云人物已转移阵地，到他们的祖籍国去做另一番事业。 有华文论者指出，目前澳华文坛还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比如现在来澳洲的多是电脑和科技人才，以及为了读能够就业、挣钱的专业，而纯粹的澳洲华人文化人的生存窘困，已经令不少人望而却步。此外，还要注意如何培养下一代读者群和作家群的问题，如果无人喝彩，那么澳华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 然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氛围，远比其他族裔为多的报纸刊物和文化社团，以及众多作者群体的存在、发展，以及日益增多的中澳文化交流，无疑都是澳华文学能够继续发展的动因。澳华文学的明天会更好，这是可以预期的。 （王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