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Test：2008年申论全真试卷(十七)及参考答案-公务员考试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8:09 11:39:39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申论》全真模拟试卷(十七)及参考答案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二、给定资料

1．(光明网2007年03月01日)身患白血病的10岁男孩张影瞒着父母和医护人员，偷偷 溜出医院来到街头下跪求助，而跪了半个多小时，得到的却是——一个阿姨给了1块钱，还有一个叔叔给了5毛。

悲从何来?据医生介绍，张影的病情危重复杂，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但至少30万元的费用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张影父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孩子懂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偷偷出来下跪求助，然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仅仅得到可怜的一块五毛钱，距离三十万元相差十万八千里，只怕孩子下跪一辈子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此境遇，怎能不让人感到悲痛与心酸?

2．(黑龙江晨报2006年10月25日)中午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好一会儿，教室里的学生也几乎走没了。蔡晶(化名)才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慢慢地收拾着文具，心里盘算着“中午去哪里吃饭?不能去昨天那家了，那家吃一顿饭要3元钱呢，还是去吃面条吧，才2元钱，可以省点钱。”琢磨好，蔡晶才起身向校门口常去的那家小面馆走去……

蔡晶，哈尔滨市第162中学高二学生。因为父母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蔡晶在学校里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虽然学校减免了蔡晶的一些学杂费，蔡晶每学期都能拿奖学金，花钱也很节省，可她兜里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蔡晶的脸上经常笼罩着愁容……

3．近日记者在广州东山口、天河城附近等商业繁华地带的一些人行隧道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人员，或和衣而睡，或裹被而眠，隧道成为流浪人员的“家”。隧道口留有的“广州市救助管理站，水荫四横路，联系电话：……”，似乎并未进入他们的视线。其实早在去年3月，广州市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是他们拒绝工作还是工作拒绝他们?他们以什么为生?他们为什么拒绝救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流浪部落”。

隧道边、屋檐下、立交桥底、绿化带中间——这些白天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经过的地方，普通市民不愿多驻足片刻的地方，就是广州流浪部落的“家”。近日，记者连续三晚“探营”。 海珠桥底、天河城人行隧道等处，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汉寄宿在这些稍稍能避风挡雨的地方。他们多数以拣垃圾为生。羊城的多数市民对流浪汉避而远之。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少数流浪人员寄宿在商场、办公大楼等公共建筑的屋檐底下外，多数流浪人员都居有定所——隧道口、立交桥底、绿化带中间。为什么流浪人员选择这些地方作为“家”呢?流浪人员称，这些地方多数是广州市的商业繁华地带，人口密集，废品多，容易生存。遮风避雨，相对暖和；附近有自来水等公共水源，保证生存得以继续。

流浪人员以什么手段谋生?通过深入调查，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的流浪人员以捡垃圾、卖废品为生，易拉罐、矿泉水瓶、可口可乐瓶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废品收购站和隧道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起点和终点，是每天都必须要去“报到”之处。“吸毒的、抢劫的、乞讨的、小偷小摸的，各有千秋。”自称来自江西萍乡的黄姓流浪汉，这样告诉记者。

流浪人员和市民的关系怎样?部分流浪人员表示，多数市民对他们挺好的，只有少数市民对他们避而远之。而记者日前接到市民的投诉称：起义路连接海珠广场地铁站的人行隧道臭气熏天，行人情愿选择过没有斑马线的马路，也不选择走安全的隧道。附近还有几间学校，在上学放学时间，学生也不愿意走隧道到地铁站，原因是实在太多露宿者在隧道内“定居”!“隧道内还堆有很多垃圾，还有尿迹，臭味扑鼻。还有治安隐患。”有市民在网上如此发帖，对流浪人员的行为痛加斥责。

4．(《人民日报》2007年03月04日)据2004年9月的数据，全国农村共有需要救助的特困人口1971．9万人，其中已发放低保证的437．7万人，已发放特困证的798．9万人，两项合计占特困人口总数的60％多。

“面对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的农村五保救济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农村也应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希望尽早为农村社会救助立个法!”

3月3日下午，手拿《关于制定农村社会救助法的议案》，安徽团代表童海保与同团的3位代表你一言、我一语，聊得起劲。

童海保，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大副主任。过去4年，他共向大会领衔提交议案112件，建议9件，被大会采用议案共74件。

2006年，童海保先后3次到他当年下放的农村——安徽当涂县龙山桥镇调研。结果发现，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以救灾、社会救济、扶贫、农村五保供养、助残等为内容，在救助面、救助水准、救助手段方面已不能适应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之需。随着我国生产力日益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越来越凸现不足。

“农村救助面较窄。”童海保说，不管是救灾、社会救济，还是农村五保、扶贫、助残，救助面对的只是一部分“三无对象”、赤贫和有困难的残疾人。

“救济经费不足，救助的水准也偏低。”童海保查阅资料后发现，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救助水平最高的达344元，最低的200多元。而农村社会救助与城市低保相比，其救助水准偏低。

“我们应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取代原有的贫困性社会救助，并实行‘广覆盖’的思路，让在农村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一旦陷入困难境地都能得到社会救助。”童海保大声疾呼。

今天，童海保的议案吸引了三位志同者——安徽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明丽、旌德县白地乡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安庆市大观区万利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万利云。如何进一步完善议案，他们在童海保小小的房间里，讨论得热气腾腾。

资金的扶助渠道应更明确一些；为解决因学致贫，子女上学扶助力度可再加强点……大家出谋划策，童海保一一记下。

据了解，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截至2006年6月底，全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市)也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目前，已有1100多万农村特困群众被纳入了农村低保的保障范围。

童海保建议，农村社会救助法应确立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主体地位，对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同时应完善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覆盖全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等。”

5．新中国成立后，救助农村和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成为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了合作化，农民的生、老、病、死都依靠集体经济组织来给予保障。其中包括“五保户”制度。城市居民基本上被安排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的生活虽然有比较好的保障，但是总体生活水平并不高。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各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主要放在农村。这些改革努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中大多数政策措施目前还在实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有2．5亿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富民政策”，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急剧减少。1985年，为了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确定了以人均年收入200元为贫困线。当时，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1．25亿人。经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万人。1991年，考虑到物价指数和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化，为了更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将贫困线提高到300元，按这样的口径统计，当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6000万人。到1993年制定“八七”扶贫攻关计划时，又再次将贫困线提高到400元。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8065万人。在整个计划实施期间，扶贫攻关成效卓著，1996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6000万人，到1998年又减少到5000万人，到1999年底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万人。对此，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的脱贫运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救济工作在各级民政部门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对社会救济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4个方面：救灾、救济、五保和扶贫。救灾是为帮助灾民脱离灾难险情，减轻灾害损失，克服灾后生活和生产困难而提供的社会援助。五保是指由农村社区(集体)负责保证无法定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援助，即对他们“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简称“五保”。　
　6．(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不是低保户、但因突发事件等因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在北京市东城区会及时得到救助。依托社会救助信息系统，生活上一时陷入困境的低保边缘户纳入了政府视野。
　春节前，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大学生李奕收到了东城区民政局和捐助单位代表送来的

2000元助学慰问金。李奕幼时父母离异，与母亲失去联系，2002年父亲因病去世，由祖父母抚养。祖父母均为工厂退休工人，退休费共计2000元左右。二老每月需支付自费药600余元，生活上祖孙三人相依为命。2006年李奕考上大学，两位老人很是欣慰，可学费却不知何处筹措。为解决李奕的学费问题，当地社区居委会曾多方努力给予帮助，但都是杯水车薪。为了能够让类似李奕这样的家庭纳入政府帮扶视野，东城区在北京市率先试点建立了社会救助信息系统。

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在核定救助人群时，不再把经济收入作为唯一标准，而是由计算机按照困难人群的困难程度进行科学排序。据了解，李奕就已成为这个信息系统的统计对象。这个信息系统目前已采集了东城区近2万名居民的基本信息，并综合了16个政府委办局掌握的188项市民信息，从基本的姓名、年龄、月收入、到家中是否有房产、汽车，是否有人患严重疾病，所有信息根据对家庭影响程度不同被转换成相应的数值，最终通过计算机分析软件对全区的困难家庭进行精确排队。

据了解，不够低保资格的李奕家也能排在其中，而且在前89名困难家庭中，有46户不是低保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是因病或因家庭重大变故致贫，但并不符合现有的低保政策标准，社会救助信息系统让这些最需要救助的家庭领到了“雪中送炭”的救助金。

东城区民政局局长赵凌云说：“我们通过社会互助捐赠筹集20万元善款、北京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筹集5．5万元，对这89户低收入困难家庭进行优先救助。”赵凌云介绍，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实现了对部分非低保户困难家庭的救助，他们往往因就学、就医、突发性事件造成了暂时的或长期的困难。一些虽然受到各项政策救助但仍然生活困难的家庭也因为这个系统的帮助得到及时援助。

记者了解到，东城区民政部门并不平均分配救助名额，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利用社会救助信息系统，针对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给予最高5000元，最少也有400元的救助问候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