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资格外国教育史：民主主义和人性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10:13 1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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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的目的、目标或是理想以及手段确定后，又出现了其他决定性的问题：这一理想与人的本性是否相容？它是否与人的潜质相去甚远？人们是否能够利用教育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

杜威着手证明民主主义是一种理想，而教育是实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杜威从经验主义的观点出发，驳斥所有现存有关人性的理论，建立了他自己的以实验方法为根据的理论。按照杜威关于人性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主主义理想与人性并没有冲突，同时，把教育作为实现民主主义的手段，跟人的潜力亦是相容的。杜威对于人性的可塑性和接受能力的看法，已经在本书的第二章第三部分讨论过了，现在仍要表明的是，根据杜威关于人性的观点，人们不仅有能力实现民主主义理想，而且在这个理想实现的同时，人性也得到了充分实现。

有关民主主义和人性这个题目的最佳论证见诸杜威的《自由与文化》一书。在题为“民主主义与人性”一章中，杜威指出，利用人性作为合理政治安排的根源，已是非常普遍的了。人性一直与社会事物相联系，作为对它们的说明，同时作为合理的社会政策的基础。民主主义像其他社会和政治概念一样，经常以某些人性心理学理论为根据，并为这些理论所捍卫。杜威认为，用心理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实在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假定引发起社会安排的一些心理因素是民主主义的基础，这种设想亦是相当危险的。在考察过柏拉图、霍布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关于人性的学说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所谓的心理学理论，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只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简化。这些社会思想家，有意或无意地发展了某种对原则所作的理智的系统阐述，用来证明社会趋势的成就。杜威写道：

在任何一定的时期里，关于人性构造的流行观点，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反映。这些社会运动要么已制度化，否则就是显示反对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因而需要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系统阐述，来增强它们的力量。

杜威继续说道：

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任何企图发掘社会现象的心理起因和根源的运动，事实上都只是一个反向的运动。也就是把当前的社会趋势归因于人性的结构，然后再用它们来解释作为其来由的事物。

根据杜威的观点，以人性中的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尽管可能是真的，但在逻辑上是不完善的。诚然，人类行为中表现了自私和竞争，但由此便说人类行为的这些特征就是人类天性的组成部分，并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便纯属谬误。同样地，人类社会中确也显示出人们共同合作的一面，但因此便说社会主义要比其他“主义”好，因为它和人的天性更加一致，把人的天性说成基本上是共同合作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杜威说：

即使我们所指的倾向和冲动确实是人性的真实组成部分，除非我们完全轻信某些流行的意见，不然我们将发现，这些心理因素本身对社会现象不能作任何解释。

倾向和冲动常常被任意地解释，这种做法结果会使一个因素被用作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社会状况的理由，例如“竞争”、“胆怯”和“荣誉”，被霍布斯描述为引起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造成了人类生活“残忍”而“险恶”的混乱的原因。但是后来这些同样的品质，却又被他人选定为“产生有益的社会效果的原因，即产生和谐；繁荣和无限进步的原因”。这两种解释虽然截然相反，但是都犯了相同的错误。杜威详细地解释道：

冲动（不管给它什么名称）本身对社会而言，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益的。其意义取决于实际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又取决于它所赖以活动和起相互作用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传统、习俗、法律、公众的赞成和反对，以及所有构成环境的条件所建立的。这些条件即使在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也是如此多样化，以致像爱财这个特征（作为人性的一种特征），既可以对社会有用，亦可以对社会有害。尽管有种倾向要把共同合作的冲动称之为完全有益的，但作为人性的组成因素，同样既可以对社会有用，又可对社会有害。竞争和合作，都不能被断定是人性的特点，它们只是个人活动中的某些关系的名称，实际上是在社会中构成的关系。

人性是最灵活和可塑的。既然人性极易受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就是个人与他所处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杜威继续说道：

……人性在许多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起作用，而且正是它与后者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各种倾向积极或消极的结果、社会意义和价值。

很明显，任何单纯地要求用某些固定的心理因素去“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并为应该出现的情况制定政策”，必定是徒劳无益的。这在社会理论中已经是一种流行的方法，因为它是使政策“合理化”的一个方便的手段。这些政策是由一些集团或派别以其他理由促成的。在关于民主主义理想的讨论中，必须避免这种谬误。如果先假定人性是固定不变的，然后设想人性显示出民主主义可能比其他社会制度更成功，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其结果是，所建立的理想可能与人的潜质毫不相干，以致可能只是空想。事实上如果固定和不可变化是人性的特征的话，那么，有关民主主义理想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对一种健全的民主主义理论来说，科学地了解人类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获得这种了解，对人在其中行使职责的社会制度和人的天赋才能都必须进行研究。正如第二章所讨论过的，构成人格的习惯是在社会背景中获得的，而不是天生的。它可能是刻板僵化的，也可能是可以变化的，这就取决于训练或教育。冲动是人性的另一种基本组成部分，它同样是第二位的，不是第一位的。它是随生物体产生的一种形式。但是，直到儿童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之后，冲动才具有它的意义。所以，冲动可以是破坏性的，也可以是创造性的。理智是人类行为中第三个重要方面，能够使人建立起“理性的生活”，是人类经验中最珍贵的产物。虽然人的生物器官的可改造性是有限的，但从总体上看，人的天性有很大的可塑性。因为人性的可变性或可教育性，民主主义才有可能。

但是，“民主主义是更可取的”这一声明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具有实际的意义。为了发展出一套健全的民主主义理论和方法，有必要“恢复人性与民主主义在道德意义上的联系”。根据杜威的观点，民主主义所涉及的问题是关于“被偏爱和追求的价值”，而不是“由人性结构预先决定的某些东西”。证明民主主义是正确的，并不是它能满足所谓人类的动机，如开创精神、独立性、事业心等，这些已被认为是人类的天赋才能。所有以某些关于人性组成的特定思想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理论，都是不成熟的理论。结果，“对民主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的依附，已变成一种传统和习惯。”当它成为一种惯例时，它“就很容易受到损害，尤其是当条件的变更改变了其他习惯时”。对英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和法国革命家所支持的个人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对它们的反应所作的简略回顾，证明了这些理论是无效的。

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是基于一种信念，“相信政治制度和法律是从根本上考虑人性的”。相信一切民主主义制度和法律赋予人性“较任何非民主制度更多自由的活动余地”。这个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并且包含了对人性的潜能的一种信念。它是对“民主主义与人性之间有着紧密而且重要联系的信念”，是对“人道主义的文化应该取得优势”的信念。这当然是一个道德命题。

虽然，这是一个道德命题，一种信念，但是，它是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当与其他人类交往的模式相比较时，民主主义显示出它允许人性的潜力有更大的发挥。民主主义最能鼓励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全面成长。在一个民主主义社会里，“不仅有更大量和更多种类的可以分享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倚重对这些共同利益的认识，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因素。”此外，民主主义“不单允许在各社会团体之间有更自由的相互作用，并且允许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各种各样的交往所产生的新情况，使社会习惯不断地重新调整”。民主交往的质量表现在人类的态度中，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生活的各方面所产生的结果来检查和评价。这些方面包括科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工业和政治。民主主义之所以被证明是一种社会理想，“是由于民主主义解放了人性的潜能，使其得以成长所得出来的成果。”

《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