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社会理想如何才能转变成教育实践的问题前，必须先回答“新社会的理想是什么”这个问题。
由于民主主义社会所提供的生活质量和快乐的可能性与广泛性，均优于其他社会形式，民主主义因而被证实是一种社会理想。事实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民主主义理想已经建立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已被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人所接受。虽然这些理想从来没有被充分实现，现在仍然如此，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已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有必要对这些理想做出修改。因为如果这些理想是用来指引进步的方向，它们就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而必须加以重新探索、发掘和再发掘、创造和再创造、改组和再改组。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本身并不是新的，“它们只是在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上是新的。”
如果以为这些理想是固定而静止的，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就很容易遭到歪曲，结果便失去了它们的真正含义。不幸的是，情况总是如此。例如，自由的理想最初适用于各阶层的所有的人，但是一些自私的人把“自由理想的实现，限制在极少数特权者之中，特别是有经济特权的少数人之中”。平等的理想也被错误地解释。根据它的真正传统意义，平等是一种努力争取人人机会均等的思想。但是，这个“崇高的概念已被歪曲成另一种看法，即因为法律在名义上对所有人都相同，所以平等已经存在了”。杜威认为这种曲解是对理想的滥用和贬低。他坚定地断言，即使“根据最起码的普通常识也可以发现：当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成为既定的准则，真正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在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真正实现之前，仍存在着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时期里，这些理想应该重新确立并不断地使之具有生气，与此同时，亦需要做出一些新的社会安排，以便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而不只是纸上谈兵”。杜威说：
对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要求，事实上是要求某些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存在。这些条件将允许人人自由和个人发展机会均等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得以实现。
从上述中可见，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社会理想，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必须有受到引导的和理智的改革。这些改革能够借助一些社会运动，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公开直接地完成。但是，最基本和最彻底的方法是教育。杜威写道：
但是，要改变一大群人的心智，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欲望和目的、他们的希冀与恐惧，这些都是政治手段引起变化的先决条件。这些必要的先期变化都是由教育带来的。
而这种教育，必须是一种新的和适当的教育；是以民主主义的理想为参照系，同时以理智的方法为手段的。
关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在杜威眼中，教育怎样才能真正承担起实现民主主义理想的责任，对此问题必须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