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需要发展空间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10:15 16: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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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社区的经济合作组织不在生产经营领域，而应在流通服务领域

　　现在，中央电视台乃至一些媒体的报道，还在宣传搞养鸡、养猪合作社，在生产经营领域搞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比如集合农民的钱去贩卖化肥、农药。我的体会是，在生产经营领域，没有合作可言，或者说合作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是河北省的养鸡状元，我作为一个个体户，养鸡能养到30万只，一个合作社能养到多少？在生产领域，一个合作组织来种地、养鸡、养猪，远远不如一个农场主、一个个体户搞得好，搞得大。在经营领域，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如果要搞经销，要盈利，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也很小。经营领域的合作组织应该是以为农民服务为目的的非盈利性组织，应搞代销而不是经销。如果搞成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去从事生产、加工、流通，比如营运等这些赚钱的行业，这种合作行为就远远不如企业行为。这里面的教训非常多，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到供销社、信用社，失败的例子太多了。这是违背社会规律乃至历史潮流的。

　　国外合作组织以在流通服务领域的合作为主，我们的供销社却是垄断收购农民的东西，再高价卖出去。他在搞经营，在经销，在垄断，他不会去搞代销，所以供销社、合作社从来都不是农民的服务组织。农村信用社、合作社，实际上是国家金融从农村吸取资金的渠道，有虹吸效应，起的是抽水机的作用，怎么可能是农民的金融组织？虽然我们叫这些组织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人民公社”，要看透它的真实作用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说合作只能在流通服务领域，只能属于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呢？我在讲，现代社会是生产容易消费难。应该是1个农民种地，99个农民为他服务。中国16亿亩耕地，13亿人口，人均土地1.5亩，100个农民就是150亩，现在一个农民种150亩土地是非常轻松的，已经完全可以达到1个农民种地，99个农民为他服务的状态。99个人怎么为这一个人服务？那就是分散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去。

　　按照现代社会财富的分配，从发达国家来看，第一产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加工业占15％，第三产业占80％，也就是说80％的财富在教育、金融、医疗等领域。而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只能在5％的财富里打转，不可能富起来。现在70％的农村还在搞什么产业化、农业的生产加工，20％～30％的农村有企业行为就不错了，事实上连10％都到不了。所以合作应该在流通服务领域，这是产生大钱的地方，是农民能富起来的地方。

　　二、农民合作组织的性质，就是入也自愿，退也自由的共有制组织

　　为什么我们以前的三社搞不好？因为我们搞成公有制了。我们来重新解读一下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四个内涵：共产、共有、共享、共和。共产就是共同生产；共有就是共同拥有，也即有差别地拥有；共享就是共同享受生活资料即劳动成果；共和相对于专制而言，有自由的内涵。任何社会的常态，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共有制。

　　以三个人开公司为例，你出20％的股份，我出30％，他出50％，这个企业就既不是公有也不是私有，而是共有的；就像在一个家庭里，尽管都是亲人，那财产也不是公有、等份的，长子占有的财产可能要多于次子，女儿嫁出去以后财产很少，我们只能说“共有”一个家庭，不能说“公有”一个家庭。引申开来，通过解剖一个家庭的形态就能看出一个社会的常态，家庭是共有的，整个社会也是共有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共有制组织形态的起源。比如在大午集团，我们就是共有一个大午集团，不要说大午集团全是我个人的，这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看大家是不是在共同合作生产，是不是共同拥有这块土地、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大家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在一种共和状态下，也就是说，是不是让喜鹊叫，也让麻雀叫、乌鸦叫，是不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没有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没有各个主体明晰的责任和权利，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合作组织，合作不是消灭个体搞融合，而是独立个体的联合。既然合作制就是共有制，合作组织就应该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三、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需要生存、发展的空间

　　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对此大家肯定没有异议，能够达成共识。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主体的这么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分散的情况下，农民非常需要组织起来，需要一些自己为自己服务的合作组织，可是我们的组织生长不起来。这是为什么？不是农民不需要，不是农民自己组织不起来，好像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政府以为农民不会组织起来，实质上是合作组织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比如，我在保定担任了10年的禽蛋产业联合会会长，也就是养鸡协会会长。这期间，我联合了各地区的很多养殖户，可是这么大一个养鸡协会，搞防疫，没有权利，进疫苗，也没有权利，因为我们各地的畜牧部门已经把这些经营领域分割了，养鸡协会没有权利进入经营领域。我们县养鸡不收税，邻县一只鸡一个月就要收两毛钱，一年就是两块。一只鸡一年的纯利润是10块，企业要交33％的企业所得税、个体户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养鸡协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我们的合作组织没有权利也就没有空间。

　　我们当地有一家企业办了两个养鸡场，我们告诉他一定要按禽流感防疫，畜牧局却对他说不可能有禽流感，按鸡瘟防疫就行。他们一个鸡场打了我们提供的禽流感疫苗，一个鸡场按鸡瘟防，结果按鸡瘟防的鸡场很快倒闭了。我们的协会有技术人员，本身就是个技术合作组织，可是这种专业的合作组织尚且受这么大的制约，社区的合作组织更受制约。

　　比如我们需要的农村金融的合作服务、教育的合作服务、医疗的合作服务，都搞不成。所以农村的问题，还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我有一个食品公司，需要用水。一口水井的水要经过哪几个部门的检查呢？环保局要来查，他抽了水化验合格后，收费走人；环保局走了，水务局来，化验合格，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技术监督局来查，技术监督局走了，食品卫生局来查……同是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地方去化验，政府的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环保局执行的是《环保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术监督法》，水务局有《水务法》，食品卫生局有《食品卫生法》，他们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样每个部门一年少则检查两次，大多是每季度查一次，一年查四次，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是帐面上的费用，私下里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这些。因为每一次，你如果不去勾兑，也合格不了。

　　四、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或“临时乡村法”

　　这个法的目的是把八个大檐帽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放开、搞活农村。应该说，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是很好的，“少取”已经不取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但是充其量能做到什么程度？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还是“放活”。放开农村，农村才能活起来。

　　前年，我们的支农资金是2626个亿，去年2900多亿，今年大概是3387亿吧。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递增，也就是10％的递增率，我们的国民经济总值是每年按11％递增，对比来看，支农资金并没有增长多少。何况这些钱，大部分要支付支农干部们的工资，甚至大江大河的治理费用，也要从这里面出，真要落实到农民身上，可以说是杯水车薪。真正建设新农村，需要10万个亿，远远不如给农民以空间，让农民自己创造财富。

　　让农民自己富起来，让农村自己活起来，是惠而不费、劳而无怨的事。就像国家78年只是给了农民一个政策，再也不“抓革命、促生产”，不让农民学大寨了，只让农民自己去种地。农民自己会种地，也一定会自己组织起来。农村不缺资金、不缺土地，也不缺人才，就是没有自己的创业空间，所以活不起来。

　　80年代，我们还有很多乡镇企业在农村，自从有了开发区，从深圳开始到全国各地，县级以上都开始搞开发区，乡镇企业纷纷搬到开发区去了。因为在农村搞企业既没有合法的土地，也不能抵押贷款，没有创业的空间，而开发区能把八个大檐帽挡在外边，吸引了很多乡镇企业。最后农村的企业越来越少，没有了企业，土地、资金和人才就全流走了。开发区红红火火，城市也繁荣昌盛，农村又开始穷了。

　　80年代的农村还有乡镇企业，三农问题并没有形成。到了90年代，《金融法》、《土地法》等各个部门法纷纷出台，烟草专卖、籽种专卖、生猪屠宰专营等，林林总总的部门法把农村紧紧捆住，形成了“农村就住农民，农民就是种地的，除了种地什么也干不了”的社会格局，导致了三农问题的形成。到农村办个学校，投资者就是一分钱不收，纯粹是做好事也办不下来。因为有关部门认为投资者是不会对孩子负责的，他们要亲自为孩子负责，你建的房子通不过他们的验收你就办不成学校。

　　依此类推，如果不把这些部门法挡在外面，在农村很难干成什么事。所以，为落实中央的各种惠农政策，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确定共识，我建议国家出台一个“乡村创业促进法”或“临时乡村法”，把八个大檐帽挡在外面，给农民一个劳动创业的空间，让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起来，这对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只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