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若刚：创新环境中的社会企业家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10:15 16: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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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由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英国杨氏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中方代表与来自世界十多个国家的官员、企业管理人士、社会活动人士以及学者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会议集中围绕“社会创新的历史、概念、理论、脉络及实践的概述”、“中英两国有关社会创新的案例的研究”、“用社会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实践”，以及“未来十年的优先考虑”四个专题展开探讨。它的最终结果不仅对于中国，也对世界上其他已经展开或正在展开社会创新的国家、机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与会人士中，周若刚爵士（Geoff　Mulgan）的出现多少让人眼前一亮。这位英国首相办公室的前负责人目前的身份是杨氏基金会主席。作为一个注重社会创新实践机构的领军人物，周若刚完成了为政府服务的公职人员向社会企业家的角色转变。　

　　中国需要社会企业家，而一批中国企业家也正在兴起，一批有着激情与理想的社会有识之士奔走于政府与企业间，为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积极努力。在他们已经取得的诸多成就中，创新的烙印是共同的标签。　

　　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社会创新论文大赛”中，以北京富平家政学校为研究范例的《经济学家与富平家政学校》获得了“十佳论文”的荣誉。这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案例，折射出社会企业家在社会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一切正如周若刚所说：“中国会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家！”　

　　周若刚像他的祖祖辈辈们一样选择了为公共服务的职业。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大学时代的周若刚就是一个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大学期间，他经常参加照料无家可归者的活动。　

　　在获得了威斯敏斯特大学以及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后，周若刚顺理成章地投身于他钟爱的社会事业中。此后不久，他成立一个名为Demos的智库。在短短几年时间里，Demos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影响力，被《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誉为英国最有影响的智库。　

　　1997　年，周若刚和Demos 的研究者马克·伦纳德（MarkLeonard）出版了一本名为《不列颠？》（Britain？）的书。这本书所引发的“重塑大不列颠”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讨论的赞成派和反对派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是周若刚引发了这场全民性的大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周不留情面地评价道：“19世纪以后，我们作为世界大国，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却在倒退。这留给我们一份沉重的遗产。我们已经创造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它在工业经济时代运转良好。但是，这些老套的制度的思维模式已经阻止我们继续走向未来。”　

　　与任何一个他曾拥有的工作相比，在唐宁街10号的工作经历是弥足珍贵的。“在首相办公室的工作，让我学会了如何从方方面面考虑去制定一项政策、了解整个国家机构是如何运转、面对重大的国家问题应该如何处理……等等。”作为托尼·布莱尔的政策顾问，那段时间里，他接触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各种社会问题。　

　　离开布莱尔首相办公室，周若刚加入杨氏基金会，就任主席一职。当问及为什么选择到杨氏工作时，周若刚说道：“10年前，我认识了迈克·杨（M ichael Y oung　）先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很明智的人。尽管他没有当首相，但在过去的15年当中，他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是无人能及的。他帮助建立了英国的社会福利系统，目睹了政府在改变人们生活方面的力量——从诸如国民健康计划到综合福利制度这样激进的社会创新。我从他身上受到了很多启发。在结束了首相办公室的工作后，我决定为杨氏基金会工作。”　

　　社会创新在中国　

　　作为一名英国社会企业家，作为杨氏基金会的主席，周若刚爵士在北京参会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话题自然大多围绕创新，还有关于社会企业家。　

　　《青年时讯》（以下简称时讯）：基于您以往的经验，中国和英国之间有什么有意义的社会创新的经验彼此分享？　

　　周若刚（以下简称周）：对于世界上众多进行社会创新的国家而言，学习的渠道是多条的。正如你所见到的，今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中国，和众多其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共聚一堂。这意味着在这里没有单一的思想。　

　　2008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会。很多英国的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学习相关的经验并把它带回去，为筹备2012年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做准备。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学习的渠道都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国家中汲取相关有效经验才是可行的办法。　

　　时讯：目前中国正在重新审视医疗改革，其中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医疗改革应该学习英国模式，还有的人则认为德国模式更好。对此，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与昂贵的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相比，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能为老百姓提供更大众化的照顾甚至一些免费的服务。德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许多方面做得不错。但是，它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城市化和高就业率，这样雇主才能为雇员和家人购买医疗保险。而目前德国只有8％的农村人口。　

　　英国的医疗保险由政府为全民购买基本医疗保险。它的特点是低水平，广覆盖。从这个特点来看，中国能够学习某些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中的措施。从长远的打算来说，这有利于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　

　　对于中国过去采用的一些医疗保障制度上的做法，我们也在研究。英国仍然坚持学习来自方方面面的经验，而不是只在一个国家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时讯：我们如何判断学习来的经验或举措是行之有效的？要知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周：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上周，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在社会底层推行小额贷款，以提高社会底层的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他所从事的小额贷款事业目前正在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其实，“小额贷款”早在150年前的英国就已经出现，后来曾一度消失。有人把这个做法带到世界各地，并推广开来。在此后各地借鉴性的实践活动中（不是单纯的全部照搬），这项措施在有些地方取得了成效，有些地方以失败告终。仔细深究，措施实施的成败将涉及到更广阔的制度范畴，而其中千差万别的评判标准也使得我们很难把握一个所谓行之有效的“度”。　

　　时讯：您如何看待创新和保持自我之间的关系？　

　　周：15年前，杨氏基金会曾创办过一类开放式大学（openuniversity）。当时，我们向俄罗斯借鉴了一些经验，从美国借鉴了一些经验。然后，综合了二者，从中产生了适合英国国情的英国模式。　

　　上个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从其他国家借鉴一些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建设当中，并且把它转化为非常中国化的东西。从历史上来看，所有国家都有从他国借鉴经验为我所用的经历，并最终把借鉴的经验结合本国的实情转化为自己的特色。在创新中，并没有丢失自我，同时把别人的好的经验也为我所用。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国家，各种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后都被内化的民族精神消融。　

　　在15年前，我就来过中国。在这15年里，我看到了她的变化：高楼拔地而起、现代化的各种设备运用在各处……但也有一点，中国和英国面临相类似的问题——所有的城镇看上去都很类似。如出一辙的城市容貌使得本土化的风格看不见踪影。现在，英国人期望重新建造一些有英国特色的建筑，以保留当地的特色。中国的许多城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太相似的城市风格使得原本自我的特色没有了。　

　　进入杨氏后的角色转变　

　　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中写道，“许多突破常规的社会企业家，在教育、健康、环保、助残和其他领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致力于去解决那些现存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挣脱旧的模式，努力去发明新的组织形式。在这其中，他们发现了更多的自由，找到了更高效率与更大生产力的结合方式。”这样的描述恰恰也暗合了周若刚的人生经历。　

　　杨氏基金会开展的研究内容广泛，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涉及关于创造新型社会模式以及社会企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将社会创新作为工作重点的机构和周若刚精神气质非常契合。　

　　正如周若刚所说：“很多社会企业家是天生的革新家。他们有创造力，对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富有洞见力。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做纯粹创新的工作。很多时候，他们更像一位执行者，将一些现成已有的模式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实施，并且因地制宜地做出一些相关的改进。但有时，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创造，因为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创新者。”　

　　在英国伦敦，杨氏基金会有专门的课程对他们的学员进行培训。在学习过程中，学员需要尝试着运营一个机构。在一年的课程当中，他们能得到诸如：管理、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辅导。在机构试运营一年之后，这些辅导帮助将撤销。而他们也将面临独自承担各项运营的业务。对于运营失败，周若刚轻描淡写地说：“那就重新再来一次。在商业世界中，最成功的商人都经历过几次失败。但不同的是，他们失败了，从失败中站起来。只有通过这些失败，年轻人才能获得成功的经验。”　

　　当问及自己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企业家时，周若刚谦虚地说：“我做得还不够。和我一同来中国的几位年轻人，他们都是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些新的组织。对此我深感欣慰。”　

　　“中国会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家！”　

　　在一篇题为《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一文中，周若刚形象地把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个人与国家、大机构的关系比喻为“蜜蜂”和“大树”。“蜜蜂”是有新想法的个体和小组织，他们行动迅速而富有弹性；大树则是诸如政府、公司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大机构。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在执行力、持久力方面有绝对优势的“大树”需要富有创造力的“蜜蜂”的激情与投入，二者彼此需要。而周若刚此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让他更加熟悉政府机构的运转规律，使得他能有效地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游走。　

　　然而，不论是对政府或是对社会企业，周若刚为之负责的终极目标始终是那些真正需要照顾和帮助的人，比如：老人、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社会企业为之负责的终极对象。“对我们而言，最终的考量结果就是多大程度上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帮助，而不是那些机构或者政府。”　

　　10年前，“社会企业家”对于英国社会也是一个新概念。那时，这个词语对于英国人而言，是陌生的。但是现在，英国社会有了专门为培养社会企业家的学校、专用基金、获得支持的相关项目……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只耗费了短短的10年时间。　

　　周若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社会企业家将会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企业家要多得多。　

　　周若刚说：“在这些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随处可见的。比如说，法制的健全、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设等。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中，我看到许多优秀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出现在不同的领域，一些富有的私人企业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企业家将会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企业家要多得多。”　

　　·个人介绍·　

　　周若刚（Geoff Mulgan）爵士，44岁，早年就读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 e stm inster　）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并获得博士学位。　

　　1997年￣2004年，周若刚爵士曾在英国政府就职，其中包括成立和领导政府战略部以及担任托尼·布莱尔首相办公室的政策部负责人。　

　　在此之前，他创办了Demos智库，并为英国各大主流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其中包括《卫报》（The G uardian　）和《独立报》（Independent）。同时，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伦敦大学学院（UCL）和墨尔本大学（Melbourne U n iv e rsity　）的访问学者。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领袖成员，2004年，他被评为英国100名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2005年至今，周若刚爵士出任英国杨氏基金会（TheYoungFoundation）主席一职，积极致力于社会公共事业，并在推动社会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