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师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09: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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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师

——也说“大不了当律师去”

　　办公室里顺手再翻开《中国律师》03年第4期，又读一遍朱洪超先生的《“大不了当律师去”可以休矣》，期望找到做律师的自信与自豪，下班后，几位律师朋友聊天，有位朋友说：“千万别来做律师”，两句联在一起，细一玩味，一阵酸楚和悲戚袭上心头。

　　作为一个法律职业，律师远未有公检法人员的自信与自豪；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让人字面上感觉，律师似乎属“司法人员”，恐怕我们这个国度里，人们心目中从未把律师当成司法人员；从英语“LAWYER”来理解，律师似乎又和法学家是同意，但恐怕现在还没有人把中国律师与法学家相提并论，中国律师并不是“CHINESELAWYER”。当许多律师业务不足时，常唉叹到：“律师还是一个职业吗？”让人感到了律师对生存还有着忧虑。如果这些是现象的话，这些现象背后，谁之过？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是我们的律师制度或者还是别的什么？

　　大街上，一少年对一中年妇女说“老师好！”，众人寻声望去，一股仰羡和崇敬自心中油然而起，“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律师是“讼师”，我们也体会到了社会对律师的尊敬。

　　这里，不得不让人再读《律师法》，探究中国律师究竟是什么？《律师法》颁布前，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法出台后，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简要的说，律师是这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这里并找不到“师”和“家”的感觉，更不用说找到“法官”“检察官”中的“官”的感觉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告诉我们，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从字面上，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就足以让人敬畏三分了，反过来说，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只有法官（检察官）才能行使，即法官（检察官）的职权具有专属性，任何其它人，是无法涉足此权的；律师呢？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然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远不仅仅是律师，即法庭上行使案件辩护权和代理权的远不止是律师，即：现实中，法律服务的活，谁都可以干，律师不过是人们需要法律服务时的一个选择罢了。从定义这个层面看，律师似乎和“为社会提供餐饮服务的从业人员”等此类具有同意了，只是服务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继续读《律师法》，中国律师分律师（即社会律师）和军队律师，即一个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一个为军队提供法律服务，军队律师的存在是由其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无可非议。现实中，“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试点，似乎对《律师法》关于律师的分类进行了修改。再看律师的业务，《律师法》规定了一个法律条文七项内容，这些业务内容除律师并不享有专属性外，实践中，许多业务内容，已经或正在被肢解，除早已普遍存在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与律师进行不公平竞争外，近些年正在实行的“公职律师”、“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等，正逐渐将这些律师业务肢解，这些人员并不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不属《律师法》中的律师范畴，如果这些制度普遍推行，本属社会律师的业务被分割出去，由专门人员从事，且拥有与律师相同的执业权利，“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律师的服务对象就只剩“公民个人、社会团体了”了。法官、检察官的国家审判权、检察权的专属和统一不可动摇，从未有人在法院（检察院）体系之外再改革出一个“裁判庭”、“裁判署”之类的机构来分割审判权或检察权的；法院进行的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逐渐取消了原来设立的“经济庭”、“城市道路庭”、“少年庭”等机构，法院内部机构也正逐步走向统一。律师的改革，似乎恰恰相反，除了《律师法》规定的社会律师和军队律师外，近些年出现了证券律师、企业法律顾问、招投标律师、民营高科技律师、公司律师等不已而足，再加上过去早已存在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咨询员等，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并存如此众多的人来干法律服务活的。

　　律师权（或律师代理权和辩护权）的专属和统一，是中国律师制度完善的必需，我们目前进行的某些律师制度改革，似乎都是“洋为中用”，都可以在外国的律师制度中找到影子，但如果抛开洋人的整个司法制度，断章取义引进某些东西，特别是将不同国家的某些律师制度“拿”回拼奏，最终形成的只是一个“大杂烩”，一个“怪胎”，只能是损害刚刚兴起的中国律师制度，使中国律师变得不伦不类。也使律师自己对未来的命运变得不可捉摸，“千万别来做律师”不正是这部分律师们的心态吗？有“改革权”的人的这种“改革”行为是不是该收手了！前些年推行的“证券律师”、“招投标律师”“民营科技律师”制度中，我们欣喜的看到“证券律师”制度被取消了，似乎也看到了律师业务专属、律师制度统一的曙光。

　　再看律师的权利义务，《律师法》规定权利义务的内容共有十一个条文，有三条规定了律师的权利，八条规定了律师的义务，八条义务里用了四个“不得”和四个“应当”，且其中一个“不得”里（即《律师法》第三十五条）有六项内容，即实际上是九个“不得”，比刑罚中的管制刑中的“不得”还要多；这种权利义务立法上的严重失衡和对律师义务规定之细之完备，让人叹为观止。再看《法官法》与《检察官法》，法官（检察官）的权利义务内容均一条规定权利、一条规定义务，其中权利有八项内容，义务则有七项（或六项）内容，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的平衡与对等。如果说《律师法》与《法官法》、《检察官法》同为中国司法职业法的话，职业权利义务的法律上平等和平衡，是防止职业歧视的基本要求。实践中，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三大职业中，律师显然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没有暴力工具维护自己的权益，基以这一点，律师应需立法重点保障。职业权利行使中，做“官”的无权擅用和有权滥用，做律师的则是权利常被限制和无法行使，综观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律师既有的权利也基本上是“被批准”和“被同意”后才能行使。

　　“大不了当律师去”和“千万别来做律师”，让人感到律师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万不得已的职业选择，因为由“官”沦落为律师，实在是人生的无赖，如果真是这样，则实在是中国律师制度的悲哀。律师不是官，也不奢求去做“官”，律师也不是法制的美丽点缀，但律师肯定是师，应该具有做师的尊严，我们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