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上打通律师与已决犯之间的沟通渠道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1:24:00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长期以来，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辩护工作始于审查起诉阶段，止于法院的终审判决。随着今年6月1日新的《律师法》的实施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调整，律师的辩护工作有望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法院终审判决后，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沟通渠道基本上中断，在很多情况下律师的工作不得不自然终止。

　　其实，在法院终审判决后，已决犯同样非常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这种帮助对已决犯本身是有益的，必要的。而且如果一旦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不仅有利于已决犯的改造，使其仇视社会的心理逐渐淡化，并进而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对于相对封闭的劳改单位，也就增加了一种有效监督渠道，防止侵犯已决犯合法利的行为及腐败的发生。

　　法院终审判决后，律师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能有所作为的。

　　一是少部分冤假错案，已决犯通过律师的帮助，可以进一步申诉，向有关部门反映，以期进入正常的错案纠正渠道，使案情最终大白于天下。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绝大多数的冤假错案都是靠偶然因素发现。而且发现后，也并不一定能进入正常的错案纠正渠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生效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主体仅限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规定，罪犯对生效判决不服的，只能通过监狱转递。相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这样的材料后，几乎都是完全按一种内部监督程序在处理，在很多情况下都流于形式，缺乏第三方力量的有效监督，直接影响了很大一部分错案的及时纠正。

　　二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申请。对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但一般情况下，已决犯本身是被动的。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是否应当监外执行，均由改造机关说了算，已决犯本人的话语权很少。虽然规定监外执行的决定应通知公安机关和原判人民法院，并抄送人民检察院，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通知和抄送都是一种形式，很少有被否定的情况。

　　减刑和假释虽然规定最终由人民法院裁定，但监狱的减刑和假释建议却至为关键。也就是说，没有这种建议，即便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也不能进入正常程序。

　　通过律师的帮助，符合条件的已决犯可以直接向执行机关提出申请，并对审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杜绝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及暗箱操作。

　　三是已决犯合法权利的维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已决犯的合法权利有被侵犯的情况。比如不适当的体罚，向已决犯要钱要物、强买强卖。由于缺乏一种正常的反映渠道，绝大多数已决犯只能忍气吞声。而依法反映之后，有可能得到的是加倍的报复。

　　如果律师能有效介入，可代理已决犯向相关管理部门反映，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跟踪，防止已决犯权利被进一步侵犯的情况发生。

　　根据《监狱法》的规定，已决犯和外界的沟通渠道并未完全断绝。比如可以与他人通信。但这种通信都要接受检查，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还可以扣留。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接受检查。

　　由于通信要接受检查，已决犯是不敢在信件中有对改造机关不利的言辞的。虽然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的信件和司法机关的信件可以不接受检查，但已决犯在这些信件中也难免会有所顾虑，从而影响其真实意愿的表达。即便表达了其真实意愿，反映的问题也基本上是通过内部监督进行处理，这种处理力度往往非常有限。

　　根据《监狱法》的规定，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也就是说，可以会见的人是不包括律师的。当然，罪犯不服生效判决、合法权利被侵犯，其他的合理要求，可以传达给近亲属、监护人。但是当近亲属和监护人觉得有必要聘请律师维权时，律师从什么角度介入缺乏操作性。律师甚至连已决犯都不能会见，也就是说，第一手的材料都不能了解，因此，即便接受近亲属和监护人的委托，代已决犯向有关部门反映，也会往往因案情掌握得不充分、不全面且没有法定的介入渠道而难有大的作为。

　　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在《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一部分监狱人民警察法律意识、人权意识不强，政策、业务水平不高，在罪犯权利保障方面，确实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诸如：有些监狱罪犯生活较差，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有些罪犯的申诉、控告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少数监狱劳动条件较差，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个别监狱警察违法乱纪，打骂罪犯，甚至致死、致残。”

　　可见，在已决犯合法权利的维护上，我们国家也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引入律师这种第三方力量对监狱进行监督，维护已决犯的合法权利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从制度上明确律师与已决犯之间的沟通渠道，律师还可以以会见、通信等方式，了解已决犯的思想状况，让其安心改造，并帮助已决犯从法律上进行分析，让其认识到安心改造和抗拒改造的不同法律后果，为已决犯的改造起到很好的良性作用。律师所扮演的角色使得律师的意见很容易被接受，这样的效果是执行机关不容易达到的。

　　在制度的设计上，律师的正常介入涉及到《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修改。

　　就《刑事诉讼法》而言，在“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应当明确地把辩护律师纳入到申诉主体中。因为目前的申诉主体只有“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虽然从法律上来说，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聘请律师代为申诉，但是否申诉，申诉是否有结果，律师应该比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更能很好把握。因此，直接赋予辩护律师提起申诉的权利是必要的。

　　在“执行”一编中，增加律师与已决犯之间正常沟通的条款。条款的内容可以是“罪犯被交付执行后，执行机关应当将服刑场所通知罪犯的最后一个辩护律师。辩护律师有权会见罪犯，与罪犯通信。罪犯与律师的通信不受检查。罪犯及其近亲属也可另外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罪犯，与罪犯通信。”

　　就《监狱法》而言，在“通信、会见”一节中，应增加律师与罪犯正常沟通的条款，且律师与罪犯之间的沟通应当不受检查。

　　除此之外，包括监狱在内的执行机关应该设立值班律师制度。即与当地的律师协会联系，定期派律师到执行机关值班，接受已决犯的法律咨询，转达已决犯聘请律师的法律需求。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权利，如果缺乏正常的救济渠道，这种权利往往形同虚设。相对于其他人而言，已决犯属于弱势群体，其合法权利很容易被侵犯。而从制度上打通律师与已决犯之间的沟通渠道，既有利于其合法权利的维护，又能帮助已决犯更好地接受改造，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呼吁这样的制度早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