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原告：焦海亭，男，1968年出生，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沛城镇人。1983年，他刚满14岁正在沛县初级中学读初一年级，有一天，沛县新城派出所民警突然对他传讯，让他到派出所交待近期都干了哪些坏事，审查了很长时间，什么也没查出来后就把他放了。焦的厄运从此开始了，此后，该派出所每半年就要传讯他一次。中学毕业后，焦海亭碰到“钉子”更多了，1986年-1988年，焦连续三年参军体检合格，三次因内部监管对象被确定为不合格；1986年、1987年工商、税务、供电等部门招工，考试合格的他因有所谓“犯罪前科”而不予录用。直到1999年11月1日，焦遭厄运的谜底才被揭开。当时，新城派出所将焦传到派出所，让其填写“撤销重点人口管理审批表”，焦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档案中竟有“83年伙同他人盗窃判刑2年释放回家”的记录，从而作为“重点人口”被秘密地重点监控17年。随后，焦找到公安机关要求纠正，并索赔损失40万元。被告沛县公安局审查后认为，对原告焦海亭以劳改释放犯列为重点人口管理，无任何事实依据，是错误的，承诺将对相关责任人调查处理，但拒绝了其40万元的索赔要求。
判决结果：
焦海亭愤然向沛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向沛县公安局索赔损失40万元。经过长达1年多的调查处理，目前，该案一审已经审结，法院判决公安机关一次性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257元，并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沛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沛县公安局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错误地将原告当作劳改释放人员重点监控了17年，侵犯了原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赔偿。但依据《国家赔偿法》，国家机关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故法院认定了焦海亭为自己到处申诉而花去的6257元的车旅费、材料费及其它费用。
评析与探讨：
一、在法律上能够认定沛县公安局侵犯了焦海亭哪些权利？
沛县公安局错误地将焦海亭划入“两劳释放人员”行列，进行重点监控，且每半年传讯他一次，属于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行为。根据民法原理，公民的人身权又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其人格权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焦海亭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沛县公安部门长达17年的不法侵害，精神上造成极大地痛苦，前途受挫。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2项规定，应属“…….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侵犯了焦海亭人身权利，具体包括姓名权、名誉权和人身自由权等。由于错误地将焦划入“劳改释放人员”重点监控，使得他的人格受到社会否定的评价，以使失去参军、招工的机会。《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按照此法焦的权利受到公安机关侵害，按法应当得到赔偿，但如何赔偿、怎样计算赔偿金额？这可是个难题了。《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如果按公安机关监控焦海亭17年全部认定为侵犯其人身自由，以每年6000元计算，共计需赔112000元。秘密监控又不属法定刑的强制措施，列为“两劳人员”进行监控，与拘留、非法拘禁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空间是有区别的，如果把17年中的每一天都当成限制人身自由的天数来计算，是不实际的。前者在室外，后者在室内；前者自由空间大部分与正常人一样享受社会上的自由活动，后者的自由空间却几乎与社会隔绝。而《国家赔偿法》规定只赔偿全部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那么哪些是焦海亭遭受的直接损失呢？能否推定其被工商、税务、供电部门招工被录用多年来的实际工资标准收入来计算？恐怕也不行。这样看来按法应当赔偿，但按法又无法计算，这不能不说明《国家赔偿法》存在一定缺陷，连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余地都未留，这也确实难为法官了！这就是说沛县人民法院判决没有错，而错在法律存在缺陷和不完善之处。
二、是否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呢？
焦海亭是否可以走民事赔偿道路呢？《民法通则》第121条不是规定了吗：“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笔者认为，在国家未颁布《国家赔偿法》之前，这条规定明显带有国家赔偿性质，但它是规定在民事法律规范之中，而普通民事赔偿须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而公安机关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或其他方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都是代表国家行使职务权利造成的。很显然受害人与公安机关不是平等主体关系，适用起来特别困难。自1995年国家颁布《国家赔偿法》后，根据特别法优先普通法原则，《民法通则》第121条也就形同虚设了。而且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存在很大区别：一是赔偿主体不同。赔偿义务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民事赔偿主体是平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赔偿发生的基础不同。国家赔偿发生在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中，由国家侵权行为引起，而民事赔偿由民事侵权引起，与国家权力的行使无关。三是赔偿的归责原则不同。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而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过错原则，即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前提。此外，在民事赔偿中还确立了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作为过错原则的补充。四是适用程序法不同。民事赔偿适用民诉法等法律规范，而国家赔偿适用行诉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范。五是赔偿范围不同。国家赔偿主要限于物质损害和直接损失，精神损害不予赔偿，间接损失也不予赔偿，而民事赔偿既包括了物质损害的赔偿，也包括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对物质损害的赔偿不以直接损失为限，也包括间接损失。六是国家赔偿法律规定可以赔偿方可赔偿，而民事赔偿中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予赔偿即可获得赔偿。所以寻求民事法律索赔道路也行不通。
三、沛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按说我国有三大诉讼法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唯独没有规定民事赔偿。如果司法机关在民诉事诉讼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能说这不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如法官徇私枉法造成冤假错案，造成当事人“诉累”；因违法“怠执行”把生效的裁判文书变为“法律白条”，这些损害在司法实践中确确实实大量存在，而《国家赔偿法》未予规定可以赔偿，这确实显失公正，公民、法人和其组织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有人说《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颁布的，当时立法者考虑不周，才造成该法缺陷太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准确。笔者认为：一是由于我国目前处在法治的初级阶段，几千年形成的“官贵民贱”在执法者心目中根深蒂固，老百姓在他们眼中就是专治的对象，其民主权利想怎想侵犯就怎样侵犯，而老百姓是被驯服的“羊羔”，不是吗？公安机关可以随便把焦海亭传到派出所讯问，且每半年传讯一次，一直坚持17年，焦海亭及其监护人有过异议吗？他也没有问：你公安机关凭什么无缘无故地三翻五次传讯我？在焦海亭及其监护人心目中“官打民不羞”的封建意识也未得到解放。二是我国的司法、行政等执行机关中的其工作人员执行水平还不是很高，有新闻媒体报道：某市法院一年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被告行政主体败诉率达到100%。可以看出国家机关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现象太普遍了，如果把国家民事赔偿、间接损失、精神损害也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并把归责原则扩大到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估计目前我国财政收入还不能支付起这笔巨额赔资。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无论立法者当初处于什么心态，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国家的基本职责。1998年10月我国已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随着我国加入WTO，法制与世界接轨是大事所趋，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到了非修改不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