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级秘书速记基础指导五：中文速录概况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1:14 22: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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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速录的应用情况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录音机性能日臻完善，各种电子语言文字处理设备的普及应用，发达国家的手写速录应用范围确已有所缩减。而中文速录的应用范围，从清末的资政院、民初北洋政府国会、广州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到人民共和国的四十年，始终局限于政权机关内部，而且主要是在中央国家机关一级，至于一般企事业单位、省市以下的政府机关基本上均未得到应用。另一方面，一般人都认为最需要使用速录的是机关单位的秘书和记者、编辑等文字工作者（今天在美国仍把速录列为秘书应会的九种职业技能中的第二项，在香港招聘英文秘书，会使用速录仍是主要的条件，对外国的新闻记者来说速录则是他们基本的职业技能），可是在我国从事秘书、新闻工作的人，会使用速录的如凤毛麟角。目前少数高等院校的文秘专业、新闻系科也没有普遍开设速录课，有的效果也不理想，学生对之也并不重视（复旦新闻系，解放前速录曾经列为三年级必修课，现在的新闻学院列作选修课。），因为国家并不要求他们必须会使用速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秘书工作》是一部厚达数百页的专著，其中谈到速录部分只寥寥几十个字。中文速录的现状于此可见一斑。
二、中文速录能为文学创作服务吗？
　　利用速录口授写作是国外速录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专指文学作品）。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赌徒》是只用 26 天时间，由作家口授给速录员写成的。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以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保卫战争为中心题材的长篇巨著《日日夜夜》，是由作家的女速录员根据其口述写成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描写中国题材著称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一生中的很多作品是在速录员的帮助下完成的。十九世纪英国大作家狄更斯则更是本人精通速录，并直接使用速录起稿写成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从我国的情况来说，完全使用速录记述写成的书，一部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张才式速录黄昌谷记录），另外一部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学术名著是由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用在他早年还是北洋政府的一名速录员时，记录的粱漱溟的讲学稿整理而成。这两部书应该说是我国早期速录应用的里程碑，但都不是文学作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还没有哪一部是利用速录写成的。
　　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使用速录比较适合于时事政治或一般社会科学内容的记录，这类性质的演讲，记录下的口语与所构成的书面文字容易一致，而纯粹口语化的文学作品（如小说）使用速录记述就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速录教学单位对高年级同学锻炼速度（包括一些速录比赛）选用的朗读材料基本上都是时政类文件的缘故。而拼音文字（一字一音语文一致）则没有如汉字（绝大多数是同音字）那样有口语与书面文字的差别（这种差别有时甚至还很大）。
　　五十年代初期，我曾就此请教过著名作家巴金、翻译家姜椿芳，以及上海文联研究室的同志，他们表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作家写作习惯与利用速录密切合作的困难，因为一部小说不可能“一气呵成”，写作中，作家有时沉思，有时则文思泉涌，有时需要参照前文重新修改，有时要对某一语词反复推敲，这些情况都是在边写边改中出现的，如果利用速录口述写作只有待速录员整理成文字后，作家才能考虑如何修改的问题，这时原来的文思灵感也许已经消失了。
　　利用速录翻译文学作品同样有很大的困难。六十年代前后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长的姜椿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解放初期，他在主持上海 “时代出版社”工作期间，曾经选了一篇俄文小说口述译文由我速录，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这里除了前面所讲的原因外，还由于俄语的语法结构与汉语有很大的不同，文学作品则更加复杂、口译的欧化文字应在汉语中如何写成符号表现，增加了速录的难度。
　　写至此，想起晚清著名学者林纾译书的事。林不懂外语，他是请别人口译原文，由他记录整理润色而成。从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轶事》开始，他先后译过英、美、法、德、俄、日等十余个国家作家的名著一百余种。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林氏译书的具体情况，估计是根据口译者所述，然后再用文言写成大意，这当是“意译”而不是“直译”。但若由此得出一点启发：“如果一个擅长速录而不懂外文的人，能够跟那些精通外语而又没有时间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通力协作，不是也能作出象林纾那样的贡献吗？”（金礼林《速录技能概论》）可是从我上面所举的实例看，想象中的事实际并不一定能做好。
　　再如某些文学作品使用较多的方言语词（有的还因此成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例如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这也使利用速录写作成为困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以描写东北解放区土改为中心内容的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使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我曾给某某文学评论家在评介此书讲演时担任速录，他在引述原书东北方言文句时，我的记录速度就大为放慢，因为那些听起来拗口而又不熟悉的方言，使我无法立即反映出符号。在晚清的近代文学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用纯粹的苏州方言写的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吴侬软语”听起来固然悦耳，可是写成文字阅读却未必“顺眼”。写成符号当然更难认译。何况我国各地方言中，还有许多语言是无法用（普通话读音）速符表现的，如果用近似普通话读音写出，势必更增译认的困难。
　　作我国早期的速录方式中，有根据广东话、福建话的发言制定的，但是我国方言区域多，为每一地区设计一种速录方案，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对于讲话者的方言口语（当然是我所熟悉的）速录时往往就直接写成书面语符，比如上海人把“我们”说成“我伲”，“游玩”说成“白相”，我就直接用符号写成 “我们”、“游玩”。如果按原来的方言口语写，就会因为这个不习用的符号在头脑里反应思索过程而放慢了记录速度。
　　某些北方口语词，为其他地区所不熟悉的，也只能写成书面词速符。如“压根儿”，书面语是“绝对、根本、完全”的意思，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个词，北京地区以外的读者也不一定立即就能理解。也还有北方口语中大量的儿化韵尾，速录时为求简洁，往往不记，在整理成文时，再根据语意写出，记录文学作品就不行。
　　当然，这种记录的内容仍限于一般性质的，如果为了讲话者的特殊身份（往往是大人物）记录稿必须保持他的语言特点（如毛泽东的湖南腔、陈毅的四川话），则由于速录者经常是身边的工作人员，熟悉他们的口语习惯，这个困难可能不大。某些专家学者讲话带有浓重的方言，但比起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口语容易理解。五十年代，我曾给周谷城教授速录过多次学术讲演，他的湖南口音听起来很吃力，但是由于讲演的内容是文史哲一类，很多专业名词可以理解，速录时的困难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