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城市化妆运动”是一条有许多弊病的老路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6:22 18:10:59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现在我用到俞孔坚身上,未知妥当?那末他要“破”什么“东西”,“立”什么“新文化”呢?我说他要建立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景观设计新概念。为此,他首先“破”中国古老园林。此间刀光剑影不可能,成效如何也难言,不管怎样,他新硎初试所向披糜,紧接着是他要“塞”席卷全国的“城市化妆运动”之流弊。目的是一致的,为了建立“新文化”——“景观设计学”。

  二

  俞孔坚一针见血的告诉大家:“城市化妆运动”从形式上是步入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而实质上是中国自己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有闲士大夫嗜好的“发扬光大”。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情况有目共睹:城市的山头推倒了,池沼湖塘填掉了,本来有起伏变化的、曲线优美的地形给毁了,毁得一个个城市都平平淡淡了;原生态的树木砍了,代之以进口草皮和从乡下移来的大树,地方性色彩因此坦然无存;弯曲自如流经城市的江河截弯取直给整治了、渠化了、硬化了,然后在洪灾时屡遭报复,殊不知这是水系数千年径流规律使然;大片大片的湿地变成了建设用地、硬质铺装,从而导致大量植物、动物物种的消失 ;大广场一个接一个,平展展的、光溜溜的、硬梆梆的,并且是一望无际说不明白是为人而建还是为什么而建;大马路一条又一条,很宽、很直、很平,然而车子照样堵,老头老太小孩残疾人过马路,俞孔坚说“不如一群横渡溪流的鸭子”有尊严;“五一”、“十一”花坛大一个小一个,光怪陆离,穷凶极恶,化巨资纳税人无权过问,没几天时间玉殒香消无人心痛;还有齐齐整整的西洋柱列,还有顶天立地的华标、构架塔 ,还有望不到边沿的模纹花坛,等等。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而我们是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失语状态。上上下下忘却了曾经的沙尘暴暴得人伸手不见五指,记不住曾经的一场暴雨使整个北京城交通全面瘫痪;听不见垃圾遍地环境污染由而导致怪病频发发出来的呻吟,没有人为城市饮用水短缺而焦急(焦急了又有什么用)……可以听到振振有词的声音却是: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又怎么样?没了历史、缺了文化又怎么样?缩小大中小城市差别,缩小贫富悬殊,用最短的时间跻身全国前列、世界前列不好吗?浪费土地、浪费资金——简直瞎批评!推了山头填了池塘利用了土地,这叫生态破坏,种了大树铺了洋草皮也叫生态破坏?这不叫以人为本,如此这般的美景秀色居然不是以人为本?历史文脉、城市肌理值几斤几两,破破烂烂满目憔容能改变城市投资招商的环境吗?东南亚海啸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胡扯淡,十万八千里;新奥尔良灾难是美国人遭爱的,杞人忧天,离我们八千十万里!我们和谐社会,阳光明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着哩。就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的老爷们安闲自在,文恬武嬉,没有危机感,认为天下太平无事;上级领导视而未见,不置褒贬。俞孔坚记下了广告牌上提示:“二十分钟中药泡澡、十分钟按摩,七十八元钱”……
  俞孔坚跑了自己祖国一百多个城市以后,焦急万分!

  三

  在他与人合著的《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1月)一书中,俞孔坚说“城市美化”是美国专栏作家马尔福德·罗宾逊于1903年发明出来的。他是从1893年芝加哥为举办世博会而用“美化”手段整治城市脏、乱、差取得较好效果,于是他想出这个专用词写进文章的。谁也想不到以后来便形成了“城市美化运动”。俞孔坚说其实此举可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理想城市模式,即伯拉孟特和米开朗琪罗的设计中,推出以轴线、序列、比例、尺度、对称、均衡等为设计原则,以景观大道、广场、纪念碑、喷泉、标志塔、放射性道路等为设计特色的巴洛克模式。这些就是数百年后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审美的标准和源头。
  俞孔坚直言不讳。他说城市美化运动对于创造或改进社会秩序,恢复城市因工业化而失去的视觉美和生活的和谐,对于促进城市与景观设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加速景观设计队伍的形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他说城市美化运动在1909年召开的全美首届城市规划大会上被宣布死刑了。著名建筑师伯奈设计的芝加哥的的确确“美丽动人”,但是因为忽视了居住、学校和卫生设计方面的妥顺安排,所以遭到景观设计史学家Norman Newton批评。城市美化运动追求的是形式美,表面化美,几何图案美。好像一个女人,心灵的、肉体的创伤没有治疗好,光有外表的装扮,只是一种涂脂抹粉的穿金戴银的美,一种病态美,很可怜。俞孔坚认为“目前,最为急需的是改善生态环境,首先是治理污染、绿化环境。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也就有了美。”所以,他沉重告诫大家:“城市美化运动”,这条“有很多弊病的老路”走不得。

  四

  我赞同俞孔坚的观点。1989年7月24日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了一篇“唯有环境,才有艺术”的短文,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生存空间、环境脏、乱、差到不堪入目,表面化的熊猫仙鹤慢慢来,先动手把环境的清洁卫生搞好,也就是说先搞“净化”、“绿化”再搞“美化”。不再任其垃圾成堆,不再任其污水横流,不再任其蝇蚊成群结队如乌云敝日,不再任其噪声、废气、妨碍人的健康,不再任其机动车横冲直撞危及人的生命安全。然后多种些树,不让城市光秃秃地像只赤膊鸡,然后多种些花草,不要到处铺花岗岩板、浇水泥地。做好了这些,再来搞“环境艺术”。要不,人在非常糟糕的环境中活得病歪歪的,怎么能好好地欣赏“环境艺术”呢?
  俞博士说:“城市景观设计和建设绝不应是表面的化妆和美化,而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创造人类审美的而又是现实的生活场所、安全而健康的生态系统、富有意味的物质和精神空间。”我举双手赞成。而且特别赞成俞孔坚在《城市景观之路》中写的这样一段话:“现代城市空间不是为神设计的,不是为君主设计的,也不是为市长们设计的,而是为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们、女人们、儿童们、老人们,还有残疾的人们和病人们,为他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娱乐而设计的。”这是最高的也是最现代性的设计目标和设计原则。目标准确了,原则对头了,我们的努力结果就会合理了,就会真正顺应时代潮流,或说真正追踪时代步伐了。

  五

  关于“城市美化运动”的批评,下面我与俞教授交换几点意见。
  首先,我要为巴洛克打抱不平。俞孔坚认为“城市美化运动”是巴洛克惹的祸。这话不无道理,巴洛克泛滥了就成了灾祸。但是我认为巴洛克发现了几何之美,巴洛克是一种艺术流派,好像芭蕾舞,应该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有过里程碑式的贡献。巴黎的凡尔赛宫、罗马的圣彼德广场、华盛顿的中轴线、维也纳的环城景观带、芝加哥的城市设计,然后还有圣彼得堡、柏林、巴塞罗那、布达佩斯等等,应该说都是世界上景观设计、城市设计和规划的杰作。在今天看来,它们或许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是错误,但是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时代不同了,不同时代的设计师,其艺术观、世界观和社会观都不可能一样的。万里长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大地艺术,但这个骄傲是数十万个万喜良的生命和孟姜女的眼泪换来的,这个骄傲占用了不少土地,而实际作用并没有多少发挥过,所以今天来看万里长城,除了表示我们这个民族不怕苦、不怕累之外,除了表示我们的先人在崇山峻岭险恶环境条件下发挥了完成它的聪明才智之外,似乎其它现实意义很难找到。但是我们不会因此毁了长城,相反地还要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功本地保护长城,因为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大地景观杰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鸿篇巨制,很多方面有着价值。好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些人否定鲁迅、否定中国画一样,离开其时代背境评价,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巴洛克在今天看来虽然存在不少弊病,但作为城市艺术,其形式和手法,我们还会世世代代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传承、借用。俞博士设计岐江公园里其钭直线形的园路,我看就有巴洛克城市中放射性道路的影子。那些柱阵、树阵、灌木丛立体方阵,也逃不出巴洛克程式的几何图案化形式。这是一点(俞注:对此,本人不敢苟同,本人在岐江公园内所用的几何直线与夸张的中轴对称、大轴线和大广场在形式上有本很大不同,在功能目的上则更有本质差别,我的斜路是为了行走方便,绝非形式)。
  另外一点,上文已经提到了俞博士承认“城市美化运动”有些积极作用,但疏忽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就是类似的“积极作用”、好东西传到中国,一是泛滥成灾了,二是变味走调了。这是我们很不好的习惯。你看:不问因由,大大小小城市都搞大广场、大草坪、大剧院,实在不可思议;台球本是外国很高雅的体育活动项目,但是传到中国,变成了小集镇乃至村庄里赌博的器具;景观大道传到中国中间绿化隔离带越搞越宽,浪费钞票、浪费土地且不说,通行不便已出现很糟的后果。而我们却把道路绿化比例列为国家规范的强制性条文,非执行不可。这些也是“城市美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陋习,是“城市美化运动”走向极端、走向反面的所为。
  学习模仿人家好的东西是应该允许的,但一要因地制宜,二要把握分寸,三要有所创新。要知道,方枘圆凿般的乱安乱放不好,会闹笑话;戴盆望天式的照搬照抄不宜,效果会恰得其反;傍人门户甘于落在人家巢穴里折腾,永远没出息!

  六

  俞孔坚的枪口甚至大胆地指向了阿尔伯蒂、维特鲁威、米开朗琪罗等世界级大师,说他们都是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至今乃在现代世界城市中作祟。他说城市化妆运动的特征有二个:一是喜好做纪念性的、表面化的文章,二是设计追求激动人心的雄伟。这个城市化妆运动传到中国,俞孔坚说问题已经变成:“一个个城市、农村因此像被阉割了繁衍能力的太监……城市化妆运动在营造一个个虚假的\桃花源\的同时,却糟蹋了中国大地上真实的\桃花源\。”他说这是中国自己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型传统的延伸,是远离乡土、鄙视大众的有闲士大夫嗜好的“发扬光大”。俞孔坚在送给市长们的《城市景观之路》一书中写下:1929年墨索里尼在罗马召开的居住和城市规划联合会上说,用五年时间,建一个宏伟、规整、强大而辉煌的罗马城,如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一样;希特勒为了1950年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览会,他要在城市的主轴线上,用石头垒出德国政治、军事、经济之实力,让每个德国人因此都能恢复自我尊重等等。前者野心勃勃,欲借再造罗马秩序鼓吹法西斯主义,后者同样野心勃勃,欲借世博会炫耀日尔曼帝国的威风。俞博士说,与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一样,他们得到的教训都是惨痛的。俞孔坚说中国“城市化妆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景观大道、城市广场、河道及溪水地带的整治和为美化而兴建公园、以展示为目的的居住区美化以及大树移植之风等等,其本质根源是封建专制意识、暴发户意识、小农意识在作怪。是“一条发达国家已经走过,并证明有许多弊病的老路”;为求政绩而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建设,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歪曲”。俞孔坚说如果执迷不悟,长此以往将“最终使城市陷入困境。”

  七

  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因何而起?我估计谁也不愿与墨索里尼、希特勒扯到一处。那么我要问是不是出之于中国人的“大城市主义”呢?下面我们来分析分析:
  大鱼吃小鱼似的企业兼并和貌合神离的大学合并是不是“大城市主义”之所为?好高骛远的撤县设市和拉郎配般的大小城镇合并是不是“大城市主义”之所为?城市不论资源、能源条件许可越做越大、摊大饼似的弄得问题成堆是不是“大城市主义”的恶果?一点明,我想大家都会承认是“大城市主义”思想在作怪。大城市主义源于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限于篇限这里不展开追溯。由于“大城市主义”思想的作怪,于是乎出现马路越铺越宽,不管合理不合理,不管土地资源和投资的浪费;广场越建越大,不管空间效果如何,人性化何在;大剧院、行政中心、体育中心、艺术文化中心一个比一个大而且奇离,纪念碑、构架、雕塑、佛像、古鼎甚至蛋糕、书画长卷等等越来越高、越来越长、越来越天下第一等等,都是“大城市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和表现中的怪现象。还可以包括,不少人希望自己官职高了还要再高,钱多了还想再多,娶了原配夫人还想二奶三奶小妾成群,支配权力大了还想更大等等。罄竹难书啊!稀奇吗?不稀奇。我们几千年前的老祖宗们就有这方面的癖好,外国君主是一丘之貉。整个世界因为“大城市主义”思想作怪而留下的方方面面恶果,已经比比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严重程度还会一天天加大。而世人却熟视无睹,这方面的“光荣传统”世世代代在继承、在发扬光大。殊不知什么是新世纪新文明的真正表征。中国人至今仍然沉醉于大广场、大马路、大建筑,认为“大”了就是现代化,认为花岗岩、铝合金、玻璃等等高档材料就是现代化,认为城市越大越是现代化。所以说,对于“城市化妆运动”的批评、纠正,我们应该追根寻源地批评批评“大城市主义”的错误思想,纠正“以大为好”的落后观念。这是我对俞孔坚批评“城市化妆运动”的一些补充。

  八

  俞孔坚批评“城市化妆运动”是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城市最终会不会真正陷入他所说的可怕“困境”?如果大家都能看看大背景,然后透过现象看看本质问题,并且根据曾经的灾难遭遇寻找其根源,估计不难与俞孔坚形成一致的认识。
  我们的大背景怎么样?最新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GDP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人均只有2042美元,与英、美、德、瑞典、法等国差距超过八十年,仍属“社会欠发达国家”。我们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一起,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一二三产比例失调,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等等,深层隐忧不少。仅举一例说:国家环保总局报告,2000年我国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是2000多亿元人民币,2004年估计是6000亿元人民币。6000亿占了全国GDP的3.05%。这个数字这个增加速度可怕吗?敢往后想吗?同志们啊,尽管“地大物博”,可是我国耕地、水、矿藏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了:“中国有13亿人,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所以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贪大求洋,不能超越阶段胡干盲干瞎干。因为不能不承认,我们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我们还有2000万贫困人口,我们正处在“矛盾的凸显期”。这就是大背景。
  大家看清了大背景,也便有了危机感,有了忧患意识,就会理解俞孔坚对当今“城市美化运动”批评的过激言论,就会理解俞孔坚的“大破”、“大塞”之为。不“塞”住“城市化妆运动”这个大漏洞,真正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文明,就会大打折扣,就会畸形、空洞、虚伪的存在。
  
  作者简介:洪铁城,中华研修大学博士研究生,现任浙江师范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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