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建筑修复要与西方接轨？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6:22 18: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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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下旬将于新西兰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由于正在大修，故宫、天坛、颐和园3处世界文化遗产被亮“黄牌”警告，要求在大会上作出申诉。
　　5月24日至28日，由中国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联合主办，北京故宫博物院承办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60余位来自上述机构以及包括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芬兰等20多个国家的代表花了3天时间实地考察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天坛3处世界文化遗产，随后就3地的修复工作以及东方木结构建筑保护修缮的理念与准则等问题展开讨论。
　　5月28日上午，会议形成并原则通过了《北京文件》，就中国、东亚地区、东方乃至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些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尤其对东方木结构建筑的保护与修缮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操作准则。这将是首部与国际理念接轨的东方木结构文物修缮“范本”。
　　《北京文件》将在近日内公布。记者采访相关文物专家，了解古建筑保护的最新情况。

　　故宫等大修遭“黄牌”警告

　　故宫、颐和园、天坛都是典型的东方木构建筑，对这3处世界遗产的修复，并没有获得联合国专家们全面的认可。尤其是故宫大修，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特别是对故宫木制建筑彩绘的反复争议。
　　2004年7月8日，在故宫武英殿修缮现场，工人们正在按照图样进行彩绘。有记者问，现场中哪位是彩绘专家？“没什么专家，都是民工。”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以前的修缮中，故宫使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要比这次大修高得多。1974至1976年进行第二次大修时候，故宫博物院以435个招工指标组建了自己的施工队伍，当时的年轻人由此加入古建施工队伍，跟从老技师学习复杂而古老的技艺。30年过去了，当年的施工队更名为故宫古建修缮中心，昔日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心的技术权威。但是，一方面由于多年未有大修，修缮中心的人数由最高时期的500多渐减为100人上下，很多人才也因此流失。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流逝，当年的老师傅已经一个都没有了。
　　由“民工”完成的彩绘，遭到专业人士的诟病。一位了解大修情况的专业人士说，这里的彩绘修缮工作进行得非常简单随意，无论从材料还是从技术上看，情况都非常糟糕。“建福宫花园的彩绘，技师们采用了16种颜色的颜料，仅龙的黄色就用了3种。但武英殿的龙的黄色就只有一种”。
　　除彩绘外，故宫内至今仍有数处钢筋水泥建筑，作为中国第一档案馆等机构的办公场所。故宫博物院亦占用了大量古建筑作为办公场所。故宫内建起星巴客咖啡厅的做法更是引起广泛争议。故宫的缓冲区规划方案也直到去年才获批准。
　　针对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其体现的中国古建筑修复原则并没有充分获取走向国际认可的“通行证”。自2003年第27届大会以来，世界遗产委员会连续讨论了关于这3处遗产地的保护状况调查报告，并对其面临的城市发展压力、缺少适当缓冲区和管理机制以及当前修复的理念等问题表示关切。
　　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重点探讨了东方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的真实性、文物建筑与环境的完整性、文物建筑复建的条件与限制等问题。并赴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3地现场考察。
　　国外专家在全面了解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木结构文物建筑的特性、保存难点、保护方法之后，于5月28日上午在会议通过了首部与国际理念接轨的东方木结构文物修缮“范本”——《北京文件》。
　　“东方古建筑的木质结构与西方石质结构在保护和修复方面存在很多不同，双方的标准一直不同，但是多年来都是各说各的。《北京宣言》让西方古建筑保护专家了解了东方古建筑修复的特点，这是中国古建筑修复保护原则受到国际认可的标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告诉记者。

　　木结构古建筑保护更难

　　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做了题为《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中的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的主题报告。单霁翔指出，广泛分布于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木结构文物建筑，作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特点，适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和文化传统，但是木结构文物建筑有比较突出的易损性和脆弱性，局部的病害不及时治理将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此，保护性修缮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欧美的砖石古建筑与东方木结构的特点不一样，我们最怕的是火灾，西方最怕的是地震。由于建筑特点的不同，也决定了修复特点的不同。西方对于我们木结构彩绘等方面的做法不甚理解。作为东方建筑来说，整体性更强，好比雅典卫城巴特农神庙，一根柱子坏了不大会影响整体建筑，换掉石柱就行，东方木建筑则远没有这样简单。”
　　顾玉才说，东方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决定了更强的整体性修复、更大的难度，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屋顶一漏，肯定会损坏望板，然后漏水影响到房屋梁柱系统，往往一修复就是大修”。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教授对记者介绍，目前最令西方专家不解的，是我们的彩绘翻新。在中国木结构古建筑的长廊和宫殿里，有很多精美的彩绘。由于年代久远，风蚀污染，彩绘逐渐失去色彩，目前正在进行整体翻新的故宫就采取了彩绘翻新。但现在的绘图手法与传统的不同，那些古朴的工艺也都没有保存下来。此外、材料与颜色方面要想复原传统的东西也很困难。所以现在很多西方专家都不同意采取彩绘翻新的办法。即便现在这样彩绘翻新，也会留出一段不进行翻新。
　　中国的木结构建筑进行的移动保护也存在很大争议。国外专家一般都不赞成对古建筑进行整体迁移的做法。据汤国华介绍，北京的陶然亭公园就是把其他地方分散的木亭拆掉再集中到一起重新拼接起来。在这些木结构的建筑中，有很多“暗榫”在支撑着它的结构，这些暗榫一拆就坏了，而由于这些暗榫的工艺现在只有少数几种流传下来，其余的十几种都失传了，在拼接的时候不可复原，也影响了建筑的坚固性。
　　单霁翔指出，鉴于目前的维修保护原则，木结构房屋应该以日常保养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大修。“只对出现险情的文物建筑局部使用防护加固和原状整修手段；而恢复原状，是出于文物建筑整体或残存局部的安全考虑而使用的重点修复手段，必须要有可信依据，并经严格论证方可实施。”

　　东方标准获得国际认可

　　采访中，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告诉记者，《北京文件》的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让国际专家了解东方文物修复的特点和难度；另一方面，进一步规范我们自己的修缮行为，达成统一标准。
　　西方以“石头文明”为主，专家会采用不同石材替换柱子，新旧一目了然；东方古建多为木结构，专家会在替换木柱外进行油饰，古今难辨。一直以来，这点分歧成为中、西专家一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中表示，建筑修复必须体现“可识别性”。顾玉才解释说，西方强调后代的修复与原始建筑要具备一定的差异。“比如我们在游览巴特农神庙时，细心的游客会发现他们修复的石柱与原来的不同。“可识别的原则并不适用于东方建筑，好比说瓦片的修复，如果强调可识别性，采用不同材质的瓦片，那修好的屋顶就会是花的。”
　　顾玉才补充道，为了获得西方专家们的认可，《北京文件》对《威尼斯宪章》作了“让步”。“对于可识别性这一点，中国专家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调和分歧。尽管中国的修复材料与原材料难分伯仲，但专家们会在材料背面注释上修复的年代，这样就不会给后世造成误解。”顾玉才告诉记者，去年维修故宫时，北京的专家们在新修复的瓦片背后都注上了“2006”这样的字样，此举受到了西方专家们的肯定。
　　《北京文件》就中国、东亚地区、东方乃至世界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些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让西方理解了中国的修缮行为。单霁翔形容说，如果说《威尼斯宪章》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石，这次会议形成的《北京文件》则是充分尊重和维护宪章精神的基础上，对东方木结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确立了相关准则。文件体现出文化遗产保护手段的多样性，将成为今后木结构文物建筑保护的行动纲领和实施准则。
　　特别在对彩绘翻新的环节上，《北京文件》最终赢得了西方专家的认可，采用传统工艺成为专家们最终达成的共识。“木结构建筑的彩绘工艺、技术和原材料可能在几百年里都保持相似的情形，但各个时期仍然有不同的价值和文化内涵，它们将在不同时期工匠的作品中得到体现。所以在彩绘时，要尽可能地使用与原材料一样的材料，同时彩绘技术也要尽可能地采用传统工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