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营造学社唤起记忆与思考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6:22 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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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仅对社会，对学术发展及文化传承，也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05年11月，在罗哲文先生的指引下，我们考察了在抗战时孕育中华学于、培育华夏学术的千年古镇四川李庄，曾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被李庄所感动》的文字。因为研究四川李庄的缘故，让我走近了中国营造学社，因为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李庄建筑贡献史的需要，我又走进了已有70年历史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岁月如梭，令人感触良多，但我以为最不该忘却并传承的是建筑文化长河中的精神血脉，因为只有这些才能不断地为今日城市及其建筑注入无比丰富而细腻的文化内涵。那么，什么是2006年最重要的中国建筑记忆呢?我以为至少有两件，但核心应围绕中国营造学社来展开。即：

记忆一：2006年是中国营造学社终结或称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也即清华大学建筑系诞生)60周年；记忆二：2006年是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

迄今中国营造学社的见证人、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已引领的中国李庄可不一般，这里之所以用“中国李庄”的字眼，并非仅仅是因为它位于长江的起点处，不仅有“万里长江第一镇”的美誉，更在于它有一段湮没的历史：它将遥远的历史真实通过一个村庄作了文化薪传；它不仅养育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并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传记：在它1940年至1946年长达六载的时光中，面对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艰难岁月，慨然相邀、热情相助数以万计的中外学者，以一方的宁静，保存并发展了民族的文化。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李庄”竟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四大西南文化中心，因为它将无数巨大的问题已融入了这不凡的村庄。尽管梁思成、林徽因在许多著述中讲述过李庄城的贡献与地位，但不可不说自1949年后它的文化与斯文却由于众多原因而淡化或隐去。在2005年5月出版的“走进李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发现李庄》评介专辑中，可读到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可呈现出一个个伟大故事背后所留下的永恒创痛。在对李庄紧张的造访中，叩访钩沉的远远不止是遗迹与旧址，更有那土地屋宇和江山之间的感人至深的沧桑，因为中国李庄学人在非常年代中创造出了非凡的建筑学术及文化奇迹。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有个怪现象：大凡有极大贡献的较复杂背景的历史人物，由于诸多原因被学术界置之高阁，以致悬而不论，致使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学术思想贡献不能予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国营造学社的开创者朱启钤正是如此：由于他历任晚清、北洋、民国三朝政府的官僚要员，很长时间学术界将朱启钤的建筑贡献也置之度外，从而失去了客观评价与应有的慎重。崔勇博士《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及杨永生编审的“朱启钤与中国古建研究”一文都从多侧面对朱启铃予以肯定。历史地看，如果朱启钤组建中国营造学社源自素尚实学的求实精神及弘扬“国学”的爱国之心是其动因，那么，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贡献就表现在：(1)缜密的学术研究组织路线。他认为“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他与梁思成、刘敦帧构成可贵的三足鼎立的稳健的学术研究机构，开辟了中国近代学术史长廊上的叹为观止的学术景观；(2)富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指导思想。如朱启钤认为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非明了《营造法式》的用法、做法不可，为此他组织营造学社的同仁以《营造法式》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入门，同时编撰古建筑名词术语；考证历代算例与营造则例、汇集中国古代历史上被人们忽视的哲匠录等；(3)他有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文化视野。朱启铃认为，虽学社应称“中国建筑学社”，但限于建筑文化视野的远大，才称作“中国营造学社”，其意义在于不局限于建筑本身，要“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1930年2月17日，因中外人士纷纷索取中国营造学社研究成果，他决定发行不定期学术研究汇刊，即《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使其对中国建筑的整体性观照及悉心研究得以留存。尽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保障、成员离散等原因，中国营造学社走向解体。但时光已过六十载，现如今考察其伟大精神仍较为明显地体现着。学术史研究，除具有史学一般具有的满足人对过去的好奇心的意义之外，主要是通过勾勒出学科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揭示杰出学者的卓越贡献之目的。由此去认识中国营造学社影响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颇具意义，不仅培养并造就了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的建筑学术研究及发展，而且使中国传统建筑之科学艺术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传播，这对今日反思传统与回应西学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作为中国建筑学人之所以携《建筑创作》传媒首先踏入李庄，在于钦佩它发扬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学人精神：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作为千年古镇，李庄的众多庙宇、祠堂及精湛的民居，为1930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九宫十八庙”的遗存，以慧光寺、玉佛寺、东岳庙、羊街、席子卷等为代表的明清古建群，确构成了李庄的商贾文化，使它本身就成为一块厚重的建筑文化瑰宝。梁思成、林徽因于1944年先后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及英文《中国建筑史图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中，都对宜宾汉代崖墓、北宋旧洲塔、李庄旋螺殿等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建筑史》一书有李庄板栗坳的图片，有梁思成极为赞赏的“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旋螺殿的测绘图，它与李庄魁星阁、九龙石刻、百鹤窗并列为李庄建筑“四绝”。现今虽魁星阁在“文革”中已被拆除，可梁思成当年对它的评价仍在：“它是从上海至宜宾沿长江二干多公里江岸边上，建造得最好亭阁。”然而，当步入梁林旧居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李庄旧址，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动：李庄没有照明及一切电气化的东西，没有现如今的娱乐与交际，没有充盈的食物及药品，但它唯一拥有的是中国学者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做出博大学问的建筑史实。正如上世纪90年代初罗哲文所言“几回清梦到李庄，江水滔滔万里长。五十余年今又是，激情旧景旧时光”。迄今的梁林旧居虽表面已被保护，但十分的破败，简陋的照明，梁思成的书房地板几乎塌陷；中国营造学社的现状更惨，不少旧房住满了居民，更差的房子竟成了鸡舍，唯一可辨识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标牌。面对大师的旧居及中国建筑学摇篮之现状，我联想到的不仅是雾中的历史印痕及山坳中坚守的学者精神，更唤起一种要为中国营造学社重光的心情。

带着这些感受，我们编著的《图说李庄》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入手的，通过翻阅了大量文献后发现，当时的中国营造学社身处经济困境，大约从1941年起梁思成每年都要到重庆向行政院及教育部申请经费，但仍无法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只好维持短期的开支。尽管如此艰辛，自1940~1946年，“学社”仍努力完成了一系列十分可贵的工作：参加中央博物馆的考古发掘；就广汉县志修编，采用城市规划及建筑科学方法，开创了我国县志修编的新例：编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完备而系统的中国建筑史；由梁思成与莫宗江共同设计了南昌滕王阁；测绘四川宜宾古建筑；梁思成在莫宗江的协助下，继续研究《营造法式》，将法式大木作的全部插图绘制完毕；撰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先后于1942、1944年举办过两届建筑设计竞赛，它们都是与中央大学建筑系合作的；恢复《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在1944年学社经费近乎枯竭的情况下，学社还剩下极少数人，但梁思成认为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没有学术刊物，决定举全力恢复学刊。因陋就简，学社同仁及家属共同动手，终于出版了七卷一期、二期两期汇刊；1944年梁思成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上，为盟军编制敌占区文物建筑名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保护了日本古城京都与奈良；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营造学社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五人，经费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据《梁思成全集》第九卷记载，194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中国营造学会停止了工作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鉴于这些历程及现今建筑界对中国营造学社及朱启钤社长的崇敬，我们建议：宜在2006年适宜时间在四川李庄召开“中国营造学社六十周年纪念会”，不仅让业内外人士认知李庄的文化影响力，更在于借机向社会普及中国建筑文化。同时，也到了必须研究“中国营造学社”复兴的时候了!作为一种感言，我认为：

(1)如何更广博地发动社会各界，并在政府主管部门支持下将中国营造学社的旧址整修复原，使梁、林等建筑先辈继承的朱启钟钤创办的中外有影响力的中国营造学社再放异彩：

(2)在梁思成、林徽因两先生的旧居能更具体地看到当年中国建筑学者的发奋与抗争精神，1940~1946年在四川等地考察的建筑足迹与建筑耕耘该以雕塑、文博等场景再现，因为它们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学术，更可感动建筑人及激励一代代后人；

(3)作为中国建筑学的摇篮，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前身，李庄应成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基地，因为它不仅仅是建筑的纪念碑，更可在浮躁及有文无学的尘嚣中，培养建筑学人披沙见金的意志与精神。

我曾到过的不少华夏古镇，但尤以李庄令我难以忘怀，不仅仅是它在国难民困时成为中国科技教育的滋养地，更在于它用功德之高厚、学术之光芒，塑造了中国罕见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古镇。我想只有如此思考，并努力做好文化李庄挖掘之事，才是我们对先哲们的心灵回报。

由四川李庄及追寻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痕迹，记忆中国建筑大家梁思成，是每一个中国建筑传媒人必须具有的敏感与责任。梁思成先生(1901．4．20~1972．1．9)对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有目共睹。仅1931~1945年，梁思成与他的营造学社同事们就对15个省的2000余处古建筑及文物做了大量的调研，也恰恰为此于1943年写成《中国建筑史》，成为对中国古建筑特征及其发展历程的首次论述。但他的许多著作直至他逝后才不断出版和公布：1978年梁思成的冤案得到平反；1984年他生前设计的“扬州鉴真纪念堂”获建设部全国优秀设计一等奖，同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四川李庄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1985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宋营造法式注释》(上卷)：1986年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梁思成文集》；1987年梁思成及其所在的科研集体，由于长期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上的贡献获得国家科研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图像中国建筑史》199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汉英双语版)；2001年4月梁思成诞辰100周年时，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九卷本《梁思成全集》。

在梁思成先生的全集中不仅可领略到梁先生十多项不同时期的设计作品，还收录他的中西方建筑笔记手稿及建筑画，其中尤以水彩及铅笔速写而令人注目，反映了梁思成先生建筑大家的艺术风范。作为当今建筑师应特别记亿的是，梁思成早在1959年就倡导在执行“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与革新”。如在1961年7期《建筑学报》上就以“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即要求并告诫建筑师要研究建筑的艺术特性、建筑的功能、结构的艺术性、建筑美的法则、建筑的形式与内容、传统与革新诸问题。这对于今日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及建筑文化的追求都有直接的深远意义，正是为此我以为中国建筑学界应特别记忆梁思成先生的105周年诞辰，因为这些年对建筑大家的宣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的城市所缺少的正是建筑大家留给我们的、必须记忆的文化印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