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似乎是背离潮流的,但当年在空间方面最有创造性的美国建筑师保罗·鲁道夫在获奖名单上的的缺席也使人们隐约看到这个奖项发扬自身优先权的主观意志;它似乎是有意“起死回生”的,但机遇对晚年正和该奖项的出现交迭在一起的勒·柯布西耶为数不多的合作者之一、另一位北美建筑界重要人物——罗斯·刘易斯·赛特的遗忘使人们发现它的罗网所及也像许许多多客观存在那样无法避免局限;从第一届得主——现代主义建筑的“教父”菲利普·约翰逊(1979年)到“盛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代表人物、把大胆的几何形体和工业技术脉络分明的感觉结合在一起的凯文·罗奇(1982年)、现代主义建筑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丹下健三(1987年),直到以不断的求变构思使建筑的发展与未来相吻合的新一代现代主义介导者雷姆·库哈斯(2000年),它似乎承担了对有着弗兰克·罗亚德·赖特、勒·柯布西耶、路德维格·密斯·凡·德罗等庞大家族谱系的垄断性现代主义建筑传统语言的诟病,自觉地与解构主义和“新前卫主义”等轻视公共责任的“后现代”建筑师保持着距离,2004年,出生于巴格达、走“形式路线”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登场却因“政治正确”要求下,对女性力量的重视和美国知识分子抗议攻打伊拉克的立场,扭转了之前对建筑的视觉倾向;它似乎是回顾一个人终生长期工作体现的价值,可1989年对弗兰克·盖里的关注,却足以表明它企望达到的前瞻和远见:当时盖里只是在美国西海岸洛山矶附近的莫尼卡地区做过一些具有美学冒险性的建筑,其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尚未出现,甚至在那个年代,他的贡献还未必比得上被时尚左右的1985年获奖者汉斯·霍莱因,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弗兰克·盖里确实能够为世界创造惊人的建筑;它似乎是“去地域化”的,无论是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墨西哥的本土“诗人”刘易斯·巴拉干(1980年)的出现对这个奖项实体掌握在以菲利普·约翰逊为代表的“纽约文化精英”手中的澄清,还是三位日本人、两位拉丁美洲建筑师的入选对评选范围“全球性”的彰显,而它似乎又无法摆脱一种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青睐而让印度的巴卡里士拉·多士、乌拉圭的艾拉迪奥·戴斯特或者哥伦比亚的罗格里奥·萨蒙纳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巧匠们分享这一殊荣;它似乎是世界建筑风向的指针,七八十年代曾是世界建筑中心的美国在1991年中心转向欧洲后,即便其总统艺术顾问曾经担任该奖项的评审团主席,美国建筑师们依然从海厄特基金会的颁奖台上悄然退场,在八十年代曾同样是世界建筑的焦点,而九十年代后期,建筑业走向衰退的日本也在1995年后,无人再继安藤忠雄荣获该奖。但1994年的法国在八十年代末“十大总统建筑”落成的余温中仍处于世界建筑巅峰位置的中心优势,依然让公认度微弱的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沐浴了“国家的荣耀”;它似乎是褒奖建筑师有形作品的成就的,但罗伯特·文丘里(1991年)的设计显然够不上他写于1966年的影响深远的著作——《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的理论高度,阿尔多·罗西(1990年)也显然没能在实践中达到他同样写于1966年的著作L’Achitettufa della citta中支持的“城市敏感性”所要求的设计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