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全球化的胜者”——访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6:23 04: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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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学生时代成天泡在新华书店里，谈恋爱的时候自比马克思，留学的时候开创了规划界“大都市全球化”研究二元论的先河,他就是吴志强。现在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也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6月4日，周三上午10：30，吴志强的办公室。我们的谈话，就从他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开始。

　　我的恋爱，我的童年

　　小时候，我最喜欢泡在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新华书店里，好心的店员叔叔甚至帮我把书偷出来，让我拿回家看。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你办公桌上这张照片上的两个小孩是谁？

　　吴志强（以下简称吴）：那是我的两个女儿，大的6岁半，小的2岁。 《外滩》：你给两女儿起了什么名字？

　　吴：大女儿叫吴易难娜，在德国出生。易难娜的意思是人生没有绝对的容易，也没有绝对的困难，全靠自己把握，发音和希腊文ELENNA相同。ELENNA是城市保护神的意思，而我是搞城市规划的，所以就取这个名字。

　　小女儿叫圣凡亚，意思是说人没有神圣与平凡之分。外文名字是SOPHIA，希腊词根的意思是智慧。

　　《外滩》：能介绍一下您太太吗？

　　吴：我太太原来是外贸学院的老师，我是同济大学的老师，俩人都是单身，经人介绍就成了。她的能力很强，1985年就率先在外贸学院用英文上战略管理课。谈恋爱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要当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研究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这很有意义。她嘲笑我说：“马克思可不是随便当的，背后还有恩格斯呢。”后来她去荷兰商学院读MBA，毕业后在跨国集团当老总，收入比我多很多。到现在，我有时还需要她发扬“希望工程”精神呢。

　　《外滩》：你年轻时的梦想是关心人类的命运，那为什么会选择规划专业呢？

　　吴：准确地说，我是被同济大学的广告吸引的，当时这还是国家保密专业。我们的很多图纸牵涉到国家和军事机密。

　　另外，在17、18岁的男孩子，大都有一个梦想：盖一片房子，然后修一条很长很长的马路。所以没跟父母商量，我就报了志愿。

　　入校以后发现学的东西很杂。一方面需要学素描、水粉画等，艺术性很强；另一方面要学纯技术的内容，什么钢筋混凝土、地质，石头的承重，力学等。到了大三，又要学习管理、心理学方面的课程。我们还上专业的摄影课，此后摄影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我这人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是三脚猫。小时候为这，还经常被父母骂。我小学赶上“文革”初期，中学是“文革”后期。整个中学，我学了七次工、五次农，根本就没好好读过书。我的知识积累主要来自书店，当时我最喜欢泡在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新华书店里，因为去多了，几乎所有的店员都认识我。好心的店员叔叔甚至帮我把书偷出来，让我拿回家看，等第二天再还给书店。

　　扬名德国

　　吴志强的著作《千年纪转折点上论大都市全球化》，现在是城市规划方面的学生必读的书目。

　　《外滩》：你在学校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后来去了德国了呢？

　　吴：当时去德国就是为了读博士。我在同济读完研究生以后，留校呆了三年，然后1988年去德国。本来是想跟着李德华老院长读博士的，但正好他那年去了耶鲁大学讲课。这样，我被学校派到德国去，当时根本就没什么思想准备。

　　我最初想做的题目是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城市发展问题，因为1984年1985年那段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就想参照德国在战后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中的一些经验。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想研究德国的东西，希望对中国有所借鉴。

　　这时候我开始读很多的书，特别是很多全球化方面的书。我发现全球化对城市的竞争和发展影响十分巨大。过去的城市是块状的，从属于一个地区。比如南京属于江苏，杭州属于浙江，双方没有关系。而全球化的地球是一个以城市为结点的网状的结构，每一个大的城市都控制了一大片地区和城市。就像今天的上海就可以影响周边很多城市，而这是不需要任何行政手段的。

　　经过几年的研究，我的作品《千年纪转折点上论大都市全球化》在德国出版了。这本书现在被城市规划方面的学生看作是必读的书目。

　　《外滩》：有人评价你“开创了‘大都市全球化’二元论的先河”，请具体谈谈。

　　吴：在我出这本书前，欧美的大都市全球化研究全是以欧美为中心。我觉得这个视角有问题，一方面，西方通过经济、技术和文化控制了东方，同时我们也抽走了他们的资金，尤其是城市建设的资金。

　　在英国，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但同时我们更可以看到，很多城市正在衰老。因为什么？资金被抽走了。因此我觉得，中国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完成工业化，而西方城市是通过全球化完成了非工业化。这是两元的，不存在谁中心谁边缘的问题。

　　上海就是全球化的胜者。上海每年变化那么大，哪来那么多资金？实际上就是来自海外，来自跨国企业的投资。或者说，哪个城市全球化的牌打得好，哪个城市就会获得大发展。

　　《外滩》：在德国呆了六年，你还有什么别的感受？

　　吴：在城市规划方面，德国是世界上最先建成步行街的，这是他们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另外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城市管理建设和规划，德国有一套相当成熟的模式。

　　就我国来说，虽然市场经济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但城市建设实际上还大多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办法来做。规划制定出来以后没有弹性，要么人家不来投资，要么规划被对方改得一塌糊涂。

　　在德国，一个规划的出台要有很多步骤和程序。首先要公开听取多方意见，包括社区居民和团体。然后再编制规划。初步编好了以后，还要再公开、听证，然后改，这样一般要五年。

　　规划上海：要突破属地

　　城市不是市长的城市，而是人民的城市，规划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

　　《外滩》：您怎么评价上海的城市规划？

　　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已经从一个传统的中心城市，变成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带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认为，上海的规划，就是在上海的6300平方公里土地上规划，其实不然，我们必须研究整个长三角的城市群，才能制定好上海的规划，绝不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政。

　　《外滩》：有人说上海的一些新建的建筑没有特色，太单调，您怎么看？

　　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太乱，一种说是太单调。就我看，上海城市规划千篇一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国门大开，各种思潮，新的，旧的，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一拥而上，太多的思维在同样的时间和空间出现，显得有点乱。你看那么多高层，有哪两幢是一样的，还每幢都戴上一顶皇冠，有的跟小丑一样，还有什么欧陆风，很多都是被国外淘汰掉的东西。

　　《外滩》：您觉得做规划难点在哪？

　　吴：时间太紧，几天就要出来，太荒唐。

　　《外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或者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多，规划做不过来的缘故？

　　吴：现在规划是多，但这不是造成时间太仓促的原因。毕竟你可以早点提出来啊，那种两个月就要做出一个城市几年的发展战略的事情实在荒唐，这也是中国规划界中最不好的事情和最大的问题。

　　科学的规划需要时间，需要调查研究。城市不是市长的城市，而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作为城市的规划者必须对人民负责。

　　《外滩》：这方面有何典型案例？

　　吴：我们真正经得起细致推敲的规划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城市发展战略是在二、三个月内完成的。

　　《外滩》：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吴：一个是沈阳的发展战略规划，当时花了一年时间，记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建设部里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用这么长时间做这么一个规划。当然最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另外一个就是浦东的联洋社区，我还比较满意。

　　我最近一直在做世纪大道周边区域的重整规划，因为以前世纪大道设计成斜的，异性路口太多，带来不少交通问题。现在基本完成。

　　吴志强简历

　　1960生于上海，祖籍浙江。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城市发展战略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所长。1994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环境与社会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工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城市比较研究和大都市全球化进程研究，“大都市全球化理论”开创了大都市全球化研究二元论的先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