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是怎样诞生的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6:23 02: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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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动工于1958年的人民大会堂，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大会堂，同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性建筑和新中国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它和天安门城楼、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比邻呼应，构成了既具浓郁中国特色又焕发着新时代气息的大型广场。

正因为此，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举世的瞩目。然而，这类政治内含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无疑要由党和国家的高层拍板，涉事与闻者有限，故而关于这个广场和这座政治性建筑的构建方案设计及定案过程常人难窥其真其详，于是各种猜测谬传孳生漫衍。例如海内外盛传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作的；又如在天安门广场上耸立至今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说法亦不一而足……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认识了陶宗震先生，他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对我往日关于人民大会堂设计记叙时直接援引的传统说法，一一给予了澄清。他的娓娓叙述，不仅使我当年在采写这一政治工程时所怀的存疑逐一得到解答，而且感到这位人民大会堂方案真正设计者何以被湮没以及他的身世遭际颇引人深思。

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曾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
会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进行/天安门广场的部分尺度是经
毛泽东确定的/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样要求是为了紧
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人民大会堂工程，是和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必要先对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稍做说明。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开国大典，彼时的天安门前还不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空阔广场，还保持着皇城大门到前门的“瓮城”形态。不过“瓮城”东、西三座门两侧的红墙已被拆除了部分，一条环城的有轨电车线经天安门而过，这都是辛亥革命消除帝制后，北洋政府时期由朱启钤主持北京市政改造的结果。

每逢大的历史更迭，都市的建筑和格局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异，新中国初建时也不例外，正如老一辈人都知道关于在西郊三里河一带另辟首都新行政中心（即所谓“新北京”）的动议。曾亲历此事、在新中国一成立就在城市规划方面方面绽露头角的陶先生，对之也有许多话要说，但为了避免枝蔓干扰我们叙述的主线，暂且放置不表。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在国庆活动举行了几次后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镈、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过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加T1：在苏联专家协助下由张镈等设计的天安门广场方案模型之一。）
张镈先生生前曾告诉我，方案中有一个还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国内外关于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传言不息。

后来参与规划工作的陶宗震说：“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搞的方案，都只是布局的设想，并无具体内容，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做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陶宗震恰在这时由于原单位中央城市建设部的调整变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他说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由北京市委刘仁、万里，市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的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直接向陶宗震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沈其。她代表总图室向陶宗震交代：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8，与1：1.618的“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订广场红线；解决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陶宗震负责。然而，除了红线尺度、总图提出的广场两侧的“国庆工程”项目和以往未定的十余种方案外，此刻担任广场规划设计工作的陶宗震，并没有太多的参考也没得到更详尽的任务要求的指示。

一天，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这位名叫辛毅的军官，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的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遇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苏联顾问穆欣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八倍!我们的中
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虽说广场上建筑的布局，需待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的设计征稿定案才能完成，但刚接手广场设计任务的陶宗震，还是根据已掌握的大致数据和要求，开始了广场红线内的规划设计。

陶宗震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这就起码不能借鉴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问题必将更凸显。

因此，陶宗震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他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使平板宽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纪念碑两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再加上扩建后宽180米的长安街游行路线南侧。这个面积并不是根据有关方面给予的广场集会的人均面积指标计算的，当时并没有具体指标，于是陶宗震计算广场容量时，就按一般剧院观众厅为0．6平方米／人的指标减半，按0.3—0.35平方米估算的，那么14公顷的广场基本上可满足40—50万人集会的要求。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陶宗震设计了宽约70—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从积水潭一后海一北海，景山一中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松林一前三门护城河(当时规划护城河两岸为绿化带)，几处绿画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他的构想很快被上级认可，后来广场两侧的建筑内容虽几经变化，但最终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围都有较宽的绿地环绕，广场两侧也多了一层绿化。建筑北面临长安街的建筑红线宽度为180米，也有足够的绿化空间。

依照陶宗震这一构想建成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

对此，陶宗震还向我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梁思成，秘书长汪季琦，理事王文克、戴念慈在台基厂国际俱乐部设午宴招待他们。由于穆欣当年曾与陶宗震有过较长时间共同工作，一直保持着联系交流，故专门指名要见他，他遂被邀请参加了午宴。

那时，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所以席间穆欣询问起有关的规划设计情况。在座者中只有陶宗震参与了规划设计阶段的全过程，汪季琦便推他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陶宗震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八倍时，穆欣站起了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八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于是，在座者一同热烈鼓掌。

由此可见，苏联方面不仅没有参与其事，而且对此一点都不知情。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陶宗震依然从他的一些海外来访的亲戚中，一再听到苏联人参与的询问，例如为沟通中国、巴西复交而应当时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之邀访华的彭蜀麟夫妇，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弟弟、原建材部顾问贝聿昆夫妇等。可见，一个铁定的事实，也是要经常讲反复讲，才不会被谬传取代。

陶宗震建议将天安门广场两侧四栋建筑的设想，改为六栋建筑/贾
星五说：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人民大会堂，必须迁出天安门广场/
打通南池子延长线的规划，因罗瑞卿对拆公安部新大楼有意见而搁
置/“国庆工程”的领导提议征集改建天安门检阅台的设计方案

毕竟，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要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大范围内，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就不能不考虑广场两侧建筑的布局，以及对广场观赏效果的影响。

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的性质、内容都不相同，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大小一样，每个地段为150米×220米，等于3．3公顷(有勘测记录可查)。

四座建筑用地范围，按比例画在广场平面图上，东西长、南北狭，向着长安街的是阔面，面着向广场的是狭面。这样的分布使得广场的南部留有较大的空地，而集万人礼堂和五千人宴会厅为一体的人民大会堂，挤在一个地段中，给人感觉十分局促，而总体布局却很松散，南部有较多空间无内容。
（见T4：能大致反映天安门广场四块150米×220米建筑地段布局效果的设计图。）
有鉴于此，陶宗震提出了一个六个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万人礼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这样一来，从天安门广场的体形环境和艺术形式看，与中轴线上一系列古建筑的体量比较协调，而且宾主关系分明，更丰富，强化了中轴线（见T24：陶宗震的6栋建筑设想图）。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陶宗震在汇报时，重点分析了150米×220米四地段总体布局的缺陷，认为从建筑内容上看也存在不平衡的矛盾。

他提出了纪念碑两侧各三栋建筑的设想，并主张建筑间用借鉴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相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营造出更为壮观的气势。这样做功能上可分可合。每栋面向广场的立面可与天安门城楼相似而体形皆略小于天安门，整体感觉也更舒展，广场空间也更完整统一。

刚讲到这里，贾星五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决定，不久后即正式下达。

关于广场规划，万里在听汇报后还对陶宗震说：“南池子的延长线要拆除公安部新建的办公大楼，罗瑞卿在理发碰到我时说：‘你们要拆我的办公楼也可以，但我有意见。’”在罗瑞卿表态后，对南池子延长线究竟是否打通，万里没有拿出意见。

天安门整体规划时考虑打通南长街、南池子两条延长线，与前三门大街相连通，是因为北京的中轴线上有景山、故宫、天安门等旧皇园和宫殿建筑群，以致城市中心没有贯穿南北的交通通途。天安门广场建成后，不打通这两条延长线，天安门中心广场就成了交通枢纽，每天有大量的车流来往，是不适宜的。更何况广场上集会活动很多，市中心的南北交通就中断了。而两条延长线的打通，则可将广场交通枢纽功能移至正阳门、箭楼一线，有利于南北交通的分流，同时减少车辆绕行距离，另外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场所背面也需要有环绕的道路，以便于疏散人流。

但是，公安部的新办公大楼恰在1958年刚刚竣工，为南池子延长线而随即拆除，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是不相宜的，因此当年只打通了部分南长街延长线，而将打通南池子延长线规划暂时搁置。40多年过去了，如今北京的交通量猛增。所以陶宗震在追忆及此时认为从全局出发，打通南池子延长线应该提上日程，这对首都核心地区及整个中轴线交通网的完善化是十分必要的战略性问题，而且使用了40多年的公安部办公楼也可以考虑更新了。

另外，陶宗震先生还讲述了一些规划设计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是在中央决定上“国庆工程”后对天安门广场重新做规划初始，有人出于对这一建筑的不寻常意义和重要的政治地位的凸显，提出将其放置在列有太和殿、天安门、祈年殿等重要建筑的北京中轴线上，即拆除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将人民大会堂坐落在两者之间。幸好，这一提议未被采纳。否则把这个体量巨大、风格迥异的人民大会堂，夹在一系列典型传统建筑中间，必将破坏北京中轴线统一完整的风格。
二是经历过几度国庆和集会游行后，有许多群众反映在集会和游行时，看不清毛主席和检阅台上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此，“国庆工程”的领导提议进行改建天安门检阅台的设计征稿。
陶宗震因此也搞了两个改建设计方案。一是在天安门城楼南面，扩建一个较矮的附台，但对缩短检阅台与群众间距离起不到明显改观，却要导致天安门原状的变异；另一方案是在金水桥南建一个汉白玉的检阅台，虽可大大拉近了检阅者与群众的距离，但又堵住了金水桥的桥头和天安门的入口。而且这两个方案，都涉及改变已经定格于国徽上的天安门形象，显然不能被采纳。后来，大概是没有什么可取的良谋，此事便不了了之。

周恩来在国庆前夕做出指示：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
目的方案设计/规划局的人员按规定是不应该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
征稿，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非常
赞赏一位青年设计人员的方案

在万里、贾星五听取汇报后不久，也参加了那次汇报的佟铮就通知陶宗震：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他还告诉陶宗震，做这样的新安排，主要是为了“突出政治”。
原先的四栋建筑，至此确定为两栋建筑，陶宗震的六栋建筑的方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了。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10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供的应征方案，虽说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而广场整体规划最终完成，则必须有赖“国庆工程”重中之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的定稿。
（见T2、T12、T13、T15、T16、T17、T18、T19、T20：由各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的单位和个人送予参选的方案。）
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做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前几轮的送评方案，设计者都是久已成名、在建筑界颇有声望的建筑师，最起码也是设计了建国后一些重要建筑的被看好的年富力强者。前者如杨廷宝、赵琛等等，后者如戴念慈、张镈等等。而此时要发动的青年同志，则是指受过建筑专业系统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大学毕业并从事建筑教研或实践的人员。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后来，首都原定10大建筑工程中的国家大剧院、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方案，一度都由清华大学青年教师、陶宗震的同班或同年毕业的同学黄报青、李道增、高亦兰、周维权、蔡君馥的设计中选。后为确保重点，“国庆工程”压缩，以上部分项目因之推延施工。

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为贯彻周恩来及北京市委解放思想、不拘一格的精神，在局内做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陶宗震就是在这个动员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本来，由于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是审核管理机关，也就是说是在来自各方面应征的设计方案竞选中担任裁判的角色，因此规划局的人员按规定是不应该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征稿的，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作为规划局的技术人员，陶宗震也总是根据天安门广场布局，对看到的各种方案做些分析评判。
陶宗震还记得，早在第一轮应征方案在规划管理局礼堂展出时（只有第一轮是全部展出，后来几轮则仅将被视为重点的方案送规划管理局），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问他观感如何，年轻的陶宗震脱口说没有很理想的。可佟铮却指着一张“三段柱廊”式的图说：“我认为这个方案好!”
这个方案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位刘姓青年同志作的，图很小也没有平面。陶宗震当时认为这种方案根本不适于天安门广场，对佟铮的肯定并没太在意。而担任应征方案汇集后的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的赵冬日、沈其，却从第二轮设计始，就围绕这种三段式的方案悄悄做起了设计。（见T11、T14上：由赵冬日、沈其设计的三段式人民大会堂方案东立面和平面图。）

“希腊建筑像晴朗的白天，哥德建筑像朝霞，而摩尔人的
建筑像星光闪烁的黄昏。”/周总理曾有“古、今、中、外
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的指示/整体构思有很中国的传统建
筑思想精华寄寓在里面

“在由一系列中国传统建筑链接而成的北京中轴线上，您却设计了一个具有西方建筑神采的人民大会堂，这种冒着打破中轴线建筑统一性风险的创作意念，您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不是某位领导透露了什么倾向性的意见？我想世间之所以有苏联专家参与的传言，大概就是因人民大会堂的西洋建筑神韵而起吧？”我向陶先生请教。
陶先生告诉我因为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之际，他就有了将万人大礼堂、大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建筑用“千步廊”联结的想法，所以当他坐到设计图板前，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就是一个“五段式”的建筑轮廓。

“当时，并没有听到哪位党或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提出过关涉建筑具体形式的倾向意见，”陶先生说：“但领导们的一些原则指示和零散的议论，对我们的设计形式的抉择，确实很有启迪意义。”

例如佟铮在与陶宗震一起看方案展览时，曾几次对他念叨说：“思想不解放，就不能体现时代的伟大”，“我就喜欢青年式的（指柱廊式），有朝气……”
这些念叨，使陶宗震记起了恩格斯一段有关建筑的文字：“希腊建筑像晴朗的白天，哥德建筑像朝霞，而摩尔人的建筑像星光闪烁的黄昏。”他想：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建筑学，这几句话也并非建筑专业的经典之论，但它从常人的角度说出了内心对不同艺术风格的建筑的审美感受。而建筑家们则常常囿于自己的专业素养，忽略作为常人对建筑的感受。
想到这儿，陶宗震意识到：部分领导同志也是从常人的角度而不是建筑家角度欣赏(希腊)柱廊式建筑，主要因为这种建筑风格给人以“晴朗”而平易近人的感觉，而并不在于对某种建筑风格的钟情。
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如果运用得当，即内容与形式达到统一，确实也能给人以庄重堂皇的感觉；但若用之不当，即内容与形式矛盾或脱节，就会给人以过于沉重的压抑感。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是“人民的殿堂”，它的政治性格特征及新时代建筑纪念碑的求诉，要求它必须给人宏伟庄严、明朗开阔而平易近人的气势和风貌。
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以人为主，物为人用”，而不要受制于物。这些指示，启发了陶宗震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不具一格的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理顺了需要与可能、目的与方法、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辨证关系，以达到既庄严明朗又平易近人效果的目的。

陶宗震后来回忆说：“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会堂这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
（加T10：陶宗震“五段式”设计方案的平面显示。）
虽然，陶宗震在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时，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在其中，它来自在清华学习期间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兼容比较；梁思成等师长的教诲；以及自己在数年设计实践中对理论的习得与思考。
早在清华建筑系读书时，“中国绘塑史”课是梁思成亲授的，他曾对“绘画六法”分析说：“气韵生动”为最难达到的上品，因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传神，这不仅是技艺问题，而且是艺术家的修养和气质的“外现”。
讲授“市镇地理”的侯仁之先生，曾向陶宗震介绍了日本学者足利喜六写的《长安史迹考》一书。该书将中国周、秦、汉、唐诸朝在西安及周围的遗物、遗址、古迹等和历史、地理、文化等广泛联系起来加以考证和论述。其中引用了：“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汉王未息战，肖何乃营宫……唐皇怅前迹，置酒宴群公……”等言及中国历代西安周围宫殿都城气势和大宴群公盛况的文字。
虽说这些描述出自封建时代，但其秦皇、汉祖、唐宗从战乱归于一统，继而呈现大治的背景，却非常符合在扫逐“列强”、建立新中国以来，展开全面建设，力图一变百年积弱，使文明古国重新屹立世界东方的现实。“国庆工程”，在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上建造“人民的殿堂”——人民大会堂和国宴厅，应该凸显这种时代的胸怀和气势。这就是坐在设计板前的陶宗震，不断涌出的潜意识。

只想作一个统一诸矛盾的练习，主观上根本没刻意追求方案能
否中选/17万余平方米的方案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188.89％/
外交部礼宾司认为原宴会厅设计像大灶食堂，有损国家尊严/
佟铮问陶宗震：“中选方案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做压缩?”

在陶宗震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

例如，参与方案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镈在第四轮曾经搞了个100000平方米的设计，但有关领导却不同意将此方案送审。因此可以说，在前7轮的方案设计和遴选中，设计者们是在带着镣铐跳舞。

而怀着凸显人民当家作主、民族振兴胸襟和气势强烈潜意识的陶宗震，却在他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
他说他之所以能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他们参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动员陶宗震做方案的赵冬日、沈其，反而这样对他说：“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会花钱，敢不敢花钱。”
另外，当时的陶宗震满脑子都是如何对已有方案的正、误、得、失，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统筹考虑不拘—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手段，尽可能地统一方案评选中发现的各种矛盾，作一尝试练习。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当然，面积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超标，也和周恩来根据需要做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有关。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坐，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
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陶宗震认为，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主持国宴，他对此最有发言权，而建筑师们则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所以即使因此而面积超标，也应该体现周恩来的指示。

在陶宗震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地摆在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位居正中且导向性非常明确，这还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特征和周总理的指示，但也导致了面积的膨胀。

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突破，作为“国庆工程”的领导者之一佟铮在得知数据后，随即找到陶宗震。当时他正在画据说是刘仁要看的天安门广场鸟瞰图，佟铮对他说：“中选方案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做压缩?”
陶宗震也是此刻才知道面积超过了那么多，考虑了一下，对佟铮说：“如果中央大厅不对准南——北轴线可以压缩一些面积，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而周恩来的要求，对人民大会堂最终方案是极为重要的决定性指示，这些不是我的认识和意愿能决定的。正是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佟铮听了以后，没有再对陶宗震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陶宗震后来猜测，佟铮当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求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压缩面积，陶宗震推想这其间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要体现周总理提出的要求。

人民大会堂若采用传统大屋顶，高阔都将明显超过天安门城楼，
使广场重心旁落/周恩来总理曾建议，万人礼堂做成类似马蹄的
“卵形”/底层、挑台加上主席台，座位接近10000，可以称之
为万人礼堂了

当陶宗震没有进入实际设计时，他想象中的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他说当时绝大多数建筑师，在面对人民大会堂设计这样一个光荣任务时，都不会首先考虑到西方古典建筑中去找借鉴和灵感，而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首位。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先存的倾向和意念，所以在看第一轮设计，佟铮对一个三段式方案表示欣赏时，陶宗震却不以为意。然而，当他在真正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做出了“五段式”构架后，他才感到传统的屋顶已经很难适应了。

因为人民大会堂毕竟是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这个广场的重心无疑应该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整个城台的宽度约为120米，城楼的宽度才不过60米左右，而陶宗震“五段式”的人民大会堂的宽度则近340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筑上做传统大屋顶，做小了，等于大体量上扣一顶小帽子，不仅没有气魄，而且很不谐调；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显超过33.7米的天安门城楼顶脊兽吻，庞大笨拙不说，整个广场的重心，就将旁落一侧，这是设计的大忌。

他记得前几轮的设计方案中，张镈就做过一个在大体量上搞小攒尖顶的方案（见T7），在有中央领导参加的评议时，就有人提出攒尖顶不适于庄重的政治性建筑，说可以考虑将张镈的这一方案“用于美术馆”。
陶宗震对印象中前几轮送交评选的方案又做了一番审视，竟发现多数方案的屋顶设计都没有拘泥传统风格，他由是想到了乾隆时期在圆明园修建的西洋楼等中国化了的欧式石构建筑，如果根据建筑的性质和需要适当汲取西洋的形式理念，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丰富和拓展。于是，他决意突破窠臼另觅出路，放弃了大屋顶的最初设想。
在设计过程中，放弃原有的框架、设想，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进行合理更改的情形，并不仅仅限于对屋顶形式的推敲一项。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能容纳万人的大会堂的平面设计。
周恩来总理曾对万人礼堂的形状，提出过他个人的倾向，在是沈其在传达刘仁的指示时透露的。他说：周总理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的。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万人礼堂都被设计成贴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见T7、T9），其中赵冬日、沈其的方案，虽然有两种，万人礼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是典型的“卵形”（见图14）。
但在对“卵形”礼堂做具体分析时，陶宗震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也就是说，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做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遮挡后排坐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的视线。陶宗震通过研究发现，欧洲的剧院大都是“卵形”的，这种剧院中的挑台都是包厢，如果照此办理，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陶宗震认为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

张镈曾对陶宗震的扇形礼堂提出意见，认为挑台没有根，挑不出深度，容纳不下万人。但陶宗震在做设计时，已经和资深结构师朱兆雪探讨过，认为挑台不仅有根，而且可以挑出很远，因为楼座下面的空间高度可以有横梁作为中间支点。
礼堂的座位排列，最初是排距为0.6米计算，但具体设计时，领导提出一层每个座前要安装小桌和音响等设备，排距被拉长到1米，导致一层座席数量锐减，最后加上两层挑台也只排下了9000多个座位，然而再加上主席台上的座位，也就己接近10000，可以称万人礼堂了。

最后，陶宗震的扇形万人礼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见T10），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师们的意见，还是十分尊重的。

冯佩之局长对陶宗震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
赵冬日、沈其要陶宗震立即赶制一套自己设计方案的平、
立剖面图/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冠曾提出要陶宗震参与工
图设计

平面体形轮廓调整好以后，陶宗震熬了个通宵，画出了西北、东南两个透视图（见T22、T23）。向东的立面中间一段，为11间柱廊加两个半封闭的末间。由于开间多，所以只明间加宽，为了避免末间实墙既宽又重的感觉并利于采光，在实墙的中部开了菱花空格。但在后来做施工图时，菱花空格被精减了，故而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中段两侧的实墙显得过分凝重，就在这里各加了一块标语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边的标语牌被取消了，凝重感又显露了出来，陶宗震总觉得应该设法再做些处理。

方案全部完成后，陶宗震就将之上交。第二天，规划局局长冯佩之来到办公室，见到陶宗震，就对他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陶宗震记得当天是星期日，他刚刚赶完图，一个人就在办公室的图桌上睡了一觉，所以在办公室。
他事后估计，冯佩之是到市委汇报后来通知他的，当天晚上市委要向周恩来总理做汇报。但向周总理汇报及审议的情况细节，他就全然不知了。
第二天一上班，赵冬日、沈其二人匆忙给陶宗震布置了一项任务，要他按照他自己设计的“五段式”方案，立即赶出一套1：400平、立剖面图，作为初步设计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以便在此基础上做技术设计和施工图。陶宗震赶制出全套图纸后，由市建筑设计院的肖金铭来接收。
由陶宗震做的全套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交到北京建筑设计院以后，当时的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冠，曾打电话给赵冬日，提出要陶宗震跟初步设计图去设计院继续搞施工图设计。陶宗震当时就在电话旁，他很希望能在有机会在施工图阶段，对自己的初步设计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但赵冬日却以“刘仁同志还有重要工作要他作”为由，使得他没能参与施工图的设计……

后来，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图设计，被指定由张镈、张浩、阮志大、姚丽生等主持，陶宗震则回到市规划管理局分区室，负责北郊分区规划，并要他首先重作和平里七区及和平东路的规划，作为“国庆工程”中生活居住区规划建设的实验“样板”。

就这样，拿出了最终实施了的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方案的陶宗震，却没能成为施工图的设计成员，以使自己的许多设想和意图，在施工图作业过程中得到体现和完善。如今回溯起来，他不免有几分遗憾，例如宴会厅屋顶的“冒高”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本来，陶宗震就万人会堂挑台问题和朱兆雪进行探讨时，还就迎宾厅、宴会厅的设计做过商讨。在谈及迎宾厅的结构时，朱兆雪说：“要几根柱子？看你们建筑的需要，我都可以做，不要也可以”。陶宗震曾参观过由朱兆雪负责结构设计的政协礼堂，是厅上加厅，礼堂中间没有柱子。但他觉得人民大会堂内宴会厅楼下的迎宾厅，除四周布置衣帽架外，无其他内容，不要柱子显得太空旷，而且梁的高度太大也让人感到空间压抑，最终设了四根柱子，用双向井字梁，梁的高度不大，不影响大厅高度，且充实了厅内空间。

在议论宴会厅屋顶时，朱兆雪说可用钢架解决，六七十米跨度不算什么问题，宴会厅中间可以不要柱子。（见1：没有立柱的大宴会厅。）因为还没有到具体考虑钢架的高度和形式那一步，就没有将所有细节都精确定死，以致后来出现“冒高”。如果当时在钢架高度和形式上作些调整或仍然作平屋顶，“冒高”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气势恢弘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而在这个宏伟建筑雏形初露之际，陶宗震内心就已非常清楚，建筑所依照的方案，出自自己的手笔，他因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兴奋。多数国人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将届“而立”的年轻人。

然而那也是一个不张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彼时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当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所设的都是“先进集体奖”。
当年的领奖的代表均为共产党员：天安门规划的代表是由在建筑界已有一定资历、身为共产党员的市规划管理局中层干部赵冬日；人民大会堂设计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张浩（施工阶段的设计主持之一）；施工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张百发。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建造人民大会堂采纳的设计方案最初出自谁人之手，始终未正式见诸官方文字。
经历了“国庆工程”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规划设计全部过程的陶宗震，亲身感受到了为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建筑，从中央到北京市的各级领导，多少专业技术人员为之废寝忘食殚精竭智。因此，几十年来，自己的名字虽然没有被镌刻在这里程碑上，他的内心一直很平静澹泊。因为通过这个重大项目的实践，他在认识上和能力上都获益非浅，而且对尔后经历的各方面工作产生的良性影响十分深远，这是任何重名所无法取代的。
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相继出现了人民大会堂为此人或彼人设计的传闻，而且愈传愈盛。面对歪曲历史真相，混淆大众视听的谬种泛滥，以及与此相关的现实建设中忽视指导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为患日甚，有些知情者却泰然处之，这陶先生不能再沉默。

他不得不重溯往事，据实澄清讹传，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趁还有一些知情者尚在，将事实真相披露于天下。同时使这一重大工程中正确指导思想和统一多方面矛盾的实践经验流传下去，并对未来的建设产生有益的影响。

笔者在近期几度倾听了陶先生对往事不厌其详的追溯与反思，比较各位“设计者”关于设计立意和思路的陈述，陶先生所言逻辑循理，脉络清晰，让人凭信；而某些人的说词就显得有点言不及义、穿凿牵强。

特别是在观看陶先生展示的他所掌握的诸多参选设计方案时，笔者从缤纷的绘图中，一眼就发现了与天安门广场西侧耸立的建筑酷肖的一组透视图（即T22、T23），那正是陶先生当年倾心之作。

我猛然感到，要辨明人民大会堂的真正设计者，说易也易，评选8轮，共提出平面方案84份，立面方案189份，请有关部门将全部档案调出，一一排列对比，工程究竟采用的是谁人方案，公众都能得出正确判断。这，不仅是陶宗震先生期待的，也是为划时代丰碑式建筑工程留一段“信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