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政府与会计监管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2:04 10:15:38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摘要】本文以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并从社会代化选择的角度，提出了理性的会计监管是确保资本市场提供充分信息的重要手段。与民间自律相比，政府主导的独立监管模式在解决市场失灵、提高信息质量方面更具优势。本文最后提出了在我国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独立监管模式的初步框架。



　【关键词】公共物品 社会代化选择 会计信息 会计监管 政府管制

　　长期以来，主导现代经济的两大力量——市场和政府，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人们对政府及其管制的失望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的三架马车：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化。经历了20多年的尝试和辉煌，“自由放任”已经疲态毕露。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1998年）、安然事件引发的财务丑闻风暴（2001年），均昭示着热衷于新自由主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政府”的作用再次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总是希望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看到政府活跃的身影。

　　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具有透明度和充分含量的信息。而在一个非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具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的那些信息的供给一旦缺乏必要的约束就可能会存在市场失灵。会计信息是在市场上流动的众多信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人们区分效益良莠的企业，降低利益相关者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促使社会资源的趋利性流动，最终达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反之，经过粉饰和操纵的会计信息，则可能使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尤其是给中小投资者带来灾难性后果，进而使中小投资者选择“以脚投票”的方式退出资本市场，最终导致资本市场规模萎缩并影响经济的发展。可见，透明、充分的会计信息不仅是各种交易，尤其是投资交易所不可或缺的，而且在宏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然而，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不仅使之潜藏着极易引发市场失灵的因素，而且直接影响交易者的经济后果，使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机制经常引起公众和政府及其监管部门的注意，招致政府管制的介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首先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灵的根源——公共物品属性及其二重（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投资者相互之间）分布的不对称现象，指出理性的监管是会计信息市场失灵的缓冲器；第二部分从社会优化选择的角度分析会计监管在改进社会效益方面的积极意义，指出会计职业作为信息生产者①（企业）和信息使用者（主要是投资者）的连结者，担负了部分信息生产者本应完成的职能，极易成为监管目标；接下来评价民间自律难以逾越的利益冲突障碍——行业协会既是“守护神”又是“监管者”，这是现行民间自律监管模式的致命缺陷，外部监管的比较优势凸显；最后，在前述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独立监管模式的初步框架。

　　一、理性监管——会计信息市场失灵的缓冲器

　　公共物品领域潜藏着极易诱致市场失灵的因素：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此产生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内无效的产权配置必然衍生出外部性）、生产和消费不可分（史蒂文斯，1993）、强制性消费（樊纲，1995），给政府介入②提供了最寻常的理由。从生产者角度看，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私人生产成本偏离社会成本，在交易价格以私人生产成本为基础确定时，私人生产公共物品所得效益（弥补成本后所得）就会偏离社会效益。生产公共物品的私人效益低于社会效益（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出现生产不足；反之，私人效益高于社会效益（存在负外部性），就会出现生产过剩，这是市场失灵的两种表现形式。从市场的角度看，私人商品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显示、集合个人偏好，每个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调整自己消费集的构成和数量，使市场能自动达成供需均衡；但公共物品的“消费非排他性”不仅使其交易市场趋于瘫痪，而且其强制性消费性质还使消费者个人不能单方面地调整自己的消费量，这决定了不可能存在市场偏好集合、显示机制（樊纲，1995）。因此，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缺乏使消费者为之付费并以此向供给者提供激励的机制，市场趋于无效率地生产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商品（史蒂文斯，1993）。而一定种类、规模的公共物品供给，如对产权、合同义务的仲裁，是资本市场良好运转不可或缺的。

　　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安排之一是制定各种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如新闻媒体上的财经信息、政府统计数据、信息中介分析报告、公司会计信息。这些信息中，有的属于私人商品，存在初级的交易市场，因此市场价格显示机制能使其供需自动趋于均衡，如大部分付费使用的新闻媒体（私人经营部分）财经信息、信息中介分析报告；有的接近公共物品的特性，不存在显而易见的交易市场，也没有价格显示机制控制供需，私人即使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提供这类产品（因为私人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获利目的），但它们又是社会所需的，因此，政府被期望采取措施，即要么政府自己直接生产，要么给予生产者补贴，这方面的例子是政府统计数据；会计信息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但也有学者认为会计信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商品之间（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③另外，会计信息被认为可以帮助投资人及证券市场区分效益不同的企业，前提是会计信息在交易各方之间的分布是对称的。然而，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存在着会计信息不对称现象（冈蒂尼斯、多普奇和彭曼，1976；冈蒂尼斯，1978）。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信息不对称引致了其市场失灵问题④。

　　会计信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消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一个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使用不会排除另一个使用者对它的使用。非排他性消费又进一步产生公共领域问题，进而滋生外部性问题。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可初略分为三类（他们之间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利益相关者（包括潜在投资者）、企业的实际和（或）潜在竞争者、非投资者。企业被假设为有动机，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义务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充分的会计信息。至于后两类使用者，尚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企业有动力为之生产会计信息。企业直接负担生产会计信息的全部成本（披露成本、鉴证成本、投放市场的成本等），获得的效益是降低了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如签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剩余损失。但从市场或社会的角度看，企业生产信息活动的社会效益还包括后两类信息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可能向市场传递其效率较低的信号，从而带来被兼并收购的风险；实际的竞争者将从公开信息中受益，这可能会提高其竞争力；潜在的竞争者则可能受会计信息所示的利润吸引进入市场。这三种情形均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改善市场效率，即产生正的社会效益。正社会效益的存在，对企业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⑤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如会计信息为非投资者用作投资分析参考时，它不会损害企业利益，但确实有引发兼并收购和加剧市场竞争的可能，因而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存续，甚至直接危及企业短期的生存能力。进言之，社会效益牺牲了企业的私人效益。因此，现实中企业或许更乐意把一部分正社会效益看成生产会计信息的附加成本。假定企业是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在生产会计信息给企业带来的私人效益（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部分）小于和等于社会效益的情况下，企业在生产每一具体会计信息时便会慎重地权衡其成本，一些能带来社会效益但对企业本身无益和（或）有害的信息便不再生产。换言之，在纯粹的市场条件下，会计信息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甚至帕累托改进都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