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病理现象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2:24 17: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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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中国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大的变迁之一。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全国总人口从12.47亿增加到了13亿，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77个百分点，从17．9％上升到33．35％。此后至今，城市化率则进一步提高到41．8％。可以预见，未来15年仍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感受着城市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产生的巨大产业积聚效益，另一方面也感受着给各个领域带来的冲击，相伴而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现象之一：城市发展模式选择中教育缺位

　　关于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在实践中也有着不同的做法，主要采取的发展模式有三种：

　　城镇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是县城和建制镇，使少数基础条件较好，潜力较大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中部分条件更好、潜力更大的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大多数小城镇发展成为万人左右或以上，交通方便、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对农村经济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小城。对于这种发展模式，有人认为并不恰当，提出这种模式主要是以乡村社区集中为重点，强调的是“农民离土不离乡”或“进厂不进城”，其结果是小城镇遍地开花，既占用了大量耕地，又达不到城市化的理想效果，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城市发展模式。

　　城市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赞同这种发展模式的人认为，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无论是就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还是就其对周边区域的市场辐射或扩散效应，无论是就其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作用，还是就其公共资源的利用，大城市都远比小城市更具有效率和竞争力。

　　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发展的重点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培育发展国际性大都市，充实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发展新城市。在2010年前，应重点培育和发展一些经济实力雄厚、基础设施健全、要素积聚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使之尽快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成为带动全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桥头堡；适度扩大现有中心城市规模，在城区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布局，发展功能性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区域性的经济、金融、信息、文化和科教中心。

　　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体现了城市管理者、规划者以及相关研究者的战略抉择，三者间在城市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大相径庭，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忽视城市的文化，忽视城市不同战略选择产生的教育问题。同样，在城市发展模式的论争中，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无一例外都成为“看客”，缺乏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意识，甚至缺乏对城市发展贡献教育智慧的勇气。文化擦亮城市面孔，教育提升城市水平。城市发展模式中，既有道路、通讯、能源、环境工程等基础设施标准和规范，同时也应该有城市文脉和城市教育对市民素养的提升。否则，城市发展就会缺乏动力，成为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

　　现象之二：城市快速发展带来教育结构失调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向。国际城市化历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资料预测，我国城市化在2020年将有历史性突破，城镇人口超过54％，首次多于农村人口。

　　城市化的速度加快，给城市教育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设在地级市的专科学校从城市建设的要求出发，纷纷升格为本科院校，教育的重心迅速向本科以上转移，高职高专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整个教育结构渐呈头重脚轻之势。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8年以来，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逐年萎缩，学校数量和培养人数逐年减少。

　　与中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减缩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研究生扩招迅速，2002年起每年增长20％以上，2003年增幅达32％。教育结构严重偏离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其结果是教育过度与不足并存，人才市场出现了怪现象。一方面是一些大学生只好“委屈就业”，硕士生干本科生干的事，本科生干专科生干的事，形成所谓的人才高消费和“学历过剩”；另一方面社会需要的高技能技术人员稀缺，有的企业开出26万元的年薪寻找钳工。

　　现象之三：城市财富积累加剧城乡教育不均衡

　　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城市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财富不断聚集的过程。换言之，城市是财富高度聚集的区域，城市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财富流向的变化。据有关统计，我国城乡间的差异正在呈日益加大的趋势，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城市与农村收入的巨大差异，使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差别十分明显，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子女在获得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上严重不平衡。有研究表明，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城乡间的教育差距远大于经济差距。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很多农民没有能力承受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经济能力，农村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很低。面对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城乡居民获得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由于在高中阶段很多农民的子女即已经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他们可能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受教育机会少而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受到的影响也在变得越来越严重。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走向了生产过剩，传统产业增长放慢，但以信息与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发展很快。这导致了生产向技术水平先进的企业和地区集聚，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急剧下降。由于新增劳动力很多，加上技术进步和国有企业改革，就业压力日益加大。由于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越是低技能的劳动力就业就越困难，他们的收入水平几乎难以增长。也就是说，由于农民接受知识教育的机会大大少于城市居民，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在扩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在迅速增加，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较高知识和较高技能的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开始向生产第一线靠拢。这种趋势对于知识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对于受教育机会少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是一种威胁。他们可能失去工作机会，成为知识经济的“牺牲者”，付出更高的代价，成为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的“新穷人”。如何遏制“知识鸿沟”的扩大趋势，使知识经济带来的福利被更多人享受，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