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我的风雨考博路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4:03 09: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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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博，是我七年来的追求，今天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考博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尽管考取的学校并不理想。

　　我是一名军校教员。七年前，即1997年，我从上海一所军校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西安这所军校当教员。在军校里，学生一律被称作“学员”，教师一律被称作“教员”。对这种称呼，我始终不大习惯，因此，我曾多次明确告诉学员，我喜欢听到“老师”的称呼，但不知何故，绝大多数学员至今仍称我为“教员”。

　　我的本科阶段是在陕西师大上的，学的是政治教育，1994年毕业。我家在陕南秦岭山区农村，毕业时选择报考军校的研究生，只是为了在上学期间能有一份工资待遇，以便为当农民的父母减轻负担。我当初考研所报的专业是中共党史，考的就是今天我所在的这所军校，但在录取的时候，我却被调剂到了上海那所军校，而且改学经济学了。我是个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人，很快就对经济学情有独钟了。

　　但是，上研究生期间，我的经济学学的并不好。由于本科阶段根本没有接触过西方经济学，我的专业课几乎要从头学起。在那所军校，我考上的那年是经济学硕士点第一次招生，而且只招了我们两个学生。因此，大概是为了教学方便，学校让我们到临近的复旦大学去修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那里上课用的教材是英文原版书，我很难读懂。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我都是在复旦教授的照顾下勉强过关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经济科学的浓厚兴趣，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而且要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1997年被分配到西安以后，我一直在想考博的事情。但年龄大了，工作稳定了，考虑的事情也多起来。第一年，不少热心的同事给我介绍对象，见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才找到了感觉。结婚后还有一个适应期，做家务、吵嘴、游玩，一晃又过了一年。在工作上，由于是初为人师，前两年自然很卖力，备课、试讲、上课，也付出了不少，但这两年我带的课几乎都与经济学没有多大关系，所以，除了教学能力，专业知识方面没有多少提高。这样，来西安工作的前两年没敢奢望考博。

　　第三年的春天，我偶然得到了一个给一所不出名的地方高校代课的机会，所代课程就是西方经济学，于是，我第一次捡起了自己的专业。由于过去读研期间在复旦学过的西方经济学早已生疏了，尽管我每次上课都做了认真的准备，在给学生讲解经济模型的时候还是磕磕绊绊的，只能勉强应付。但从此开始我终于重新进入这门课程的知识体系了。幸运的是，从当年秋天开始，我所在的军校开始招收经济学本科自费生，学员全部来自高考。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班的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主课。

　　就这样，一年教学搞下来，我在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方面长进不少。带课之余，我断断续续在自学英语和高等数学。这时候，我真正开始为考博作准备了。在以后的三年中，我一直为经济学本科生讲授这两门课。教学相长，在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同时，我的专业能力也提高很快。为了给自己加码，我舍易求难，教材年年换，将西方经济学教材从本校过去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换成复旦大学尹伯成老师主编的那本《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后来又换成了周惠中的《微观经济学》和袁志刚的《宏观经济学》。特别是最后这两本书，连我学起来都很费劲，更别说学生了。期末考试，我特意把试题出得很简单，尽管如此，全班学员考及格的也不足一半。经济思想史这门课，最初我用的是鲁友章、李中正那本老掉牙的《经济学说史》，后来改用陈孟熙的《经济学说史教程》，最后换成了马涛的《经济思想史》。改用名牌高校编写的高水平教材，不仅使学员受到了正规的经济学教育，而且使我深受其益，初步完成了考博的专业知识准备。

　　但是，学校领导并不支持我们教员考博。这其中的原委，我想大概是因为考博的人多了，领导怕影响教学工作；更主要的是，军队的工资福利制度没有为高学历人才提供有效的激励，外面的博士根本没人愿意来军校工作，本校教员考取博士以后大多数又都不愿意再回来。我们教研室曾经有一位同志，硕士毕业就想转业，学校不放，博士毕业又想转业，学校当然还是不放，最后进了吉林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时学校却突然同意他转业了。他走后我才知道，是我们学校的顶头上司──总政的一位高层领导在他转业问题上给学校领导打过招呼。自从他转业之后，学校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目的完全在于限制教员考研、考博和转业。如今，尽管领导们口口声声说要鼓励学习、鼓励考博，但谁都知道，这是假话。

　　我第一次提出要考博是在2002年，当时领导说学校有规定，每个教研室每年只能有一人考研（不管是考硕还是考博），让我等一年再说。03年，也就是去年前半年，领导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多次明确表态，说一定保证我能参加04年春天的考试。但到了9月，领导的口气突然变了，他说张某某、王某某都要考，让我再等一年。我急了，找了好几级领导，但他们和教研室领导的说法如出一辙。我这才明白，决定权其实就在基层教研室。我当时几乎愤怒了，一方面给学校某首长写了一封“考博申请书”，痛陈我今年考博的理由，另一方面，加紧从事地下活动，去了一位重要领导的家。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今年不让我考，我马上提出转业，并停止带课。谁都知道，军校没有学术空气，我们这些搞经济学专业的，在军校呆着等于慢性自杀。因此，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但是，我又能怎样呢？军队一贯严格控制着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的转业，加之军校又制定了各种各样限制人才流动的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过硬的私人关系，要想转业和调走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