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华夏文明的不朽“存盘”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10:12 13: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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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史上，远在4000—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制作了大量种类繁多的青铜器。
大约从商代中期开始，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铭文。我国目前所收集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有12000篇之多，其中西周铭文占一半以上，近年又陆续有西周时期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出土。
一尊尊沾满历史烟尘的青铜器，不禁引发我的种种遐想。
青铜器犹如我们今天计算机的“硬盘”，而上面的铭文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三千年前隆重庄严、刻意精心保存下来的“存盘”。这是铜与火的“存盘”，是华夏先民用智慧和汗水铸就的“存盘”。他们在青铜器上所铭刻的“文本”，是华夏文明的第一“文本”，不仅保存了华夏祖先的理想与抱负，记录了历史上的盛衰与兴亡，更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长存于天壤之间。
今天，我们用电脑写作，轻点鼠标，就保存了文本。但在三千年前，商周部族的能工巧匠必须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运用当时最先进、最尖端的技术，才能熔铸铭刻出一件青铜器及铭文，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呀！所以，我们今天不妨把“惜墨如金”理解为像金文的作者那样，用简洁的文字写作。
古人为什么要费尽移山心力，铸造这些青铜器及铭文呢？
在青铜器铭文中，常有受祭祖先和作器人的名字，制作者记彰功烈、宣扬孝道、赞颂美德，所祈求的是祖先的荫佑、子孙的繁衍。铭文之所以铭刻在坚固的铜器上，是深恐其他的材料会腐朽销蚀，不能永久保存，子孙便不能得到永久的庇佑。正如墨子所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的话既说明了古人制作青铜器及铭文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也说明先秦的思想家已开始重视研读青铜器上的铭文，以了解当时的文化。
每一篇铭文都蕴涵着华夏祖先灵魂的诉说。解读铭文，就是穿越历史的隧道，与祖先们对话。
以青铜器记载文字，自商至汉千余年陆续不绝，但用于记录史实却以周代最为普遍。周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大多保存在青铜器上。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与商代甲骨文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内容以记事为主。从西周初期开始，就出现了记事的长篇铭文。这些青铜器铭文内容丰富，纪录了西周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武王伐商，营建成周、洛邑等。不仅如此，西周的青铜器铭文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军事战争等。可以说，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信史，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
1976年陕西临潼县南罗村出土的利簋，是目前所知西周立国初年最早的青铜器，上有铭文32字，记录了武王克商的史实：
武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这篇铭文的大意是：武王伐商，在甲子日攻克了商都。辛未日，王在阑这个地方把青铜赐给右史利，于是利就铸造了这件祭礼檀父的礼器。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商周年表》，武王伐商在公元前1046年。今天，我们在金文专家研究的基础上解读这一铭文，确证了三千多年前西周开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
一片古人生存过的土地，如果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历史文化上只能被称为荒漠。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保存确凿的文字记录，有历史而无法告诉未来，后人对其历史就只能靠推测与猜想。
青铜器及铭文所传载的文化传统，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还表现在形式上。西周金文，字体一般布置均衡，笔画雄浑而端正，笔法整齐而凝重。这种字体创造了一种典型范式，汉代以后虽不作日常书写字体，但一直沿用于书法作品和历代印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无疑是对金文字体的传承和现代阐释。可以说，金文字体是中华文化一种独特而又鲜明的印记。
金文，是中国文字走向统一的里程碑。正如许倬云先生在《中国古代民族的融合》一文中所说的：“中国文化始终成一线发展，这一点可由中国的文字找到最好的证据：纵的方面说，甲骨文是今日所见最古的文字，但由甲骨文本身看来，在商以前必然还有一段漫长岁月的演变，方完成这种纯线条的文字；往下看，金文甲骨文和篆籀也是一脉相承的。横的方面说，春秋战国铜器金文，秦器与齐器文体无殊，燕器和楚器也字形全同，甚至最微小的附加笔画也是一般无二。由此可见，中国远在秦统一之前许久，早就是‘书同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