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决定新中国定都在北京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01:13 16: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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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三十年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当年是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如今重返旧都,再整河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变化万千!毛泽东对北京信心十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于是,毛泽东带着他的班子“进京赶考”了。他说: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他的愿望实现了。四十八年过后,北京雄风依然,稳如磐石!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


  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


  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 (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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