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刑事判决——从一个“警察圈套”的一审判决谈起
犯罪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是在普法考试中，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但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地运用这一原理，就不是一件很简的事情了。最近，笔者在办理一个刑事辩护案件中，看到的情形真令人在跌眼镜，感叹现在的刑事案件越来越难预测结果。案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案中的公安“特情人员”“小绍”（女），在与第一被告杨××接触的过程中，知道杨××有购买海洛因的想法，于是与公安辑毒部门取得联系后，“小绍”答应杨××：她有5公斤的海洛因。得到这样的答复后，杨××积极寻找买主。2001年10月下旬，杨××联系到做手机生意的陈×银，在“小绍”的唆使下，杨××劝说陈×银拿准备进货（手机）的30万元用于贩卖海洛因，陈×银感觉手机生意越来越难做，抵不住杨××的诱惑，答应了。10月25日，第一被告杨××从昆明到广州与陈×银商定由陈×银出资30万元购买海洛因，之后，陈×银即叫杨××赶回广西南宁市看海洛因是否已到南宁市。10月28日，杨××来到南宁市与“小绍”商谈贩毒一事，“落实”货源后，第二天，杨××又赶回广州市，催促陈×银尽快带钱到南宁市取货。陈×银即叫其堂弟陈×财一起到南宁市，并要求陈×财负责看管好30万元现金。10月31日，杨××、陈×银、陈×财带着钱来到南宁市，入住达成宾馆612号房，随后与“小绍”商定以每公斤海洛因13万元的价格交易，陈×银先交30万元现金给“小绍”，待“小绍”与杨××将海洛因全部带到广州市后，陈×银再付余款。11月1日中午，杨××、陈×银、陈×财被抓获，据说是欲与“小绍”交易时，“当场缴获海洛因5151克”。侦查部门在向检察部门出示的《起诉意见书》中声称：“小绍”将另案处理。
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由于许多重要事实不清楚，特别是“小绍”的身份问题、5151克海洛因的来源问题等没有弄清，检察机关曾三次退回公安部门“补充侦查”。其间，侦查部门出示了“小绍”的身份证明（姓名、姓别、年龄、职务、警号、特情侦查经过等），某公安厅也出示了“5151克海洛因是从公安厅调来”的书面证明。嗣后，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公诉机关也出示了上述证据材料。笔者接受第二被告人陈×银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一审三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均不约而同地提出“被告人无罪”的辩护观点，理由是：第一号被告人仅有犯意表示，是特情人员引诱其“犯罪”，第二号被告人陈×银则纯粹是被“警察圈套”所害。私下里三名律师猜测：第一、第二号被告人最多判十余年。第三号被告则纯属不情，明显无罪。
然而，一审判决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第一号被告人杨××被判处死刑，第二号被告人陈×银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第三号被告人陈×财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一审判决书中丝毫没有提到此案属于“特情犯罪”，甚至在“经审理查明”一栏的描述中，在提到“小绍”此人时，还煞有介事地加上括号，写上“另作处理”字样。至于5151克海洛因的来源问题，只字未提。
笔者认为：这一判决不但涉及到“特情犯罪”作为侦查手段，是否合法、应掌握什么样的界限问题，而且还涉及刑法学最基本的问题：犯罪的本质问题。对犯罪的基本特征理解不深，仅凭贩卖毒品的数额来认定犯罪及处以刑罚，这样做法官也太容易了！说得不客气：如果这样，仅小学文化就可以判案了！难怪法学界有一种极端的观点：现在许多法官是识字不识法！
据笔者了解，现在公安机关使用特情手段侦查的案件越来越多，因为法院判决认可这种侦查行为，因为使用这样的侦查手段更容易“立功”，更容易取得“成绩”。但是，以下二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特情”侦查手段的基本界限问题
“特情犯罪”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学术上也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一点是法律界公认的：“特情犯罪”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必须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为了破案、为了揭露犯罪而采用特情手段进行侦查活动。超出这一界限，如本案“小绍”所为，就会演变成“引诱犯罪”。
然而在本案中，杨××原本仅有“犯意表示”，而犯意表示按照规定属于思想范畴，法律只能调整人的行为，刑法只能惩治人的行为，刑法是不能惩罚思想犯的，这在法学理论中，是常识。本案中，如果没有特情人员“小绍”的引诱，没有她从广西公安厅“调”来的五千多克海洛因，杨××根本不具备任何犯罪的客观条件，他想购买毒品的想法仍然只能属于“想法”而已。好比有人要抢银行，这仅仅是一个想法，如果“特情人员”不但鼓励其去抢，而且还“调”来了冲锋枪，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小绍”在本案中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就是这样：刻意引诱杨××犯罪。
杨××的“犯意”是这样，陈×银的“犯意”更是同样性质。一审判决对陈×银的处理，就更离谱：本来陈×银的所谓“毒资”３０万元是用来做手机生意的，仅仅因为杨××没有钱“购买”五千多克从公安厅“调”来的毒品，仅仅因为杨××知道陈×银做手机生意有钱，仅仅因为公安机关侦查活动需要钱，就将陈×银“诱”去做这笔根本不可能“成交”的毒品生意。在这里，被告人陈×银的过错仅仅在于：他不应当产生去贩卖毒品这种想法。这种做法，笔者认为距公安机关“侦查犯罪”、“打击犯罪”的本职工作离得实在太远了，已经完全演变成“引诱犯罪”了。
因此，笔者认为：侦查机关的作为，已经明显超出了作为侦查手段的“特情”的界限，变成了引诱良民走向深渊的陷井。一审判决在看待这一事实上是极端不公正的，一审判决不但连“特情犯罪”也不认定，而且继续隐瞒“小绍”的身份，也故意避开五千多克毒品的来源，还煞有介事地说“小绍”（另案处理），这实在太不公平。
（二）对特情犯罪行为的处理应考虑“犯罪的本质”问题
当然，公安机关“特情”侦查手段是否合法、是否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只有法院有权认定。但再退一万步说，即使这种所谓的“特情”侦查手段是允许的、合理的、甚至是合法的，也应当考虑到：犯罪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社会危害性。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这就揭示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最本质的属性是其社会危害性。换言之，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相当程度，也不构成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具有特殊的性质，即它并不是泛指对社会的一般危害，而仅仅是特指达到了严重或者极端程度的危害性。因而属于思想范畴和道德范畴的危害性，不包括在刑法处罚的范围内。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如果有危害性的话，也仅仅限于其“想法”可能会危害社会，剩下的、后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公安机关的严格控制之下，根本就谈不上社会危害性了。
本案中的5151克海洛因，是公安机关控制下的毒品，而不是在社会上被非法买卖的毒品；本案所罚处的所谓“毒品贩卖活动”，不但自始至终在公安特情人员的“导演”下进行，而且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在公安人员的严密控制和监控下，根本不可能“得逞”，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危害”。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主办法官不清楚的是：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谈何犯罪？离开社会危害性，刑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犯罪的本质去认定和惩罚一个人的行为，会导致判决显失公正。
值得一提的是：一审判决还认定杨××、陈×银是本案的“主犯”，因而科以重刑，然而，从犯意的提起、提供毒源、价格的制定、买卖的数量等环节，全部是“线人”“小绍”制定的，因而，如不考虑特情因素，本案真正的主犯是“小绍”，特别是如果没有“小绍”从某公安厅“调”来的五千多克毒品，本案根本不具备任何犯罪条件。判决宣称“小绍”另案处理，但由于“小绍”是特情人员，她根本不可能受到处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的判决反映出审判人员对刑法基本特征缺乏正确的、准确的理解，对犯罪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更是空白一片，主办该案的法官只懂得照葫芦画瓢地去“适用”法律。可是，他们掌管着生杀大权啊！我耳边仿佛听到屈原悲仓的声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