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族的故事（二）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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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一

　　父亲生于1937年2月，是年七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胶东一带迅即沦为敌手。父亲五岁失去母爱，祖父不治生业商贾，父亲的童年是在贫困饥寒和战火弥漫中度过的。父亲自幼聪明，小学毕业后，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青岛的一所中学，其时伯父已参军入伍，祖父坚决拒绝父亲再去青岛读书。后来母亲曾对我感叹，当时青岛文化人才奇缺，父亲若去了青岛，我们一家当有另一番命运，都是造化弄人。

　　父亲虽然出生于贫寒之家，却没有沾染任何不良嗜好。他不喝酒，不赌博，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能干。很快被镇上任命为沙梁村团总支书记。不久又入了党，被调到南村镇任信用社主任。

　　1960年，由于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山东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胶东一带村村都有人饿死，史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当时我父母已生了大姐建英、大哥建忠，祖父也已再娶，一家六口全靠父亲二十几元的工资过活。看着饿得整天啼哭的孩子和下不了炕的老人，父亲一咬牙决定闯东北。

　　在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死逼梁山下关东”，把下关东和上梁山相提并论，可见不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父亲是不会丢掉公职跑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伐木头的。

　　听母亲说父亲去东北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我们村有一个叫小初的光棍汉，曾经是父亲的同学，他闯东北回来戴着皮帽子，见人就送煎饼。他说，东北养穷人，地里插根木棍都长叶子，房前屋后撒点种子，一年的口粮就都有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连大字不识几箩筐的小初都混得人模狗样，一时间沙梁村不少人去了东北。当时去东北没有公社的证明不能落户，只能当“盲流”，我们家有个亲戚在公社当文书，可以开出证明。恰在这时，我伯父已专业到了东北，他来信说东北的林场正在招工，父亲去东北不用担心工作问题。这些有利条件促使父亲痛下决心，丢掉信用社主任职务一个人去了东北。

　　父亲离职后，单位对他进行了全面审计，没发现一分钱经济问题。单位领导说，他手里掌握着几千万资金，面临饿死却不沾一分，这样的干部太难得，走了太可惜！这一年的年终，单位给父亲发了一张奖状送到家中。

二

　　父亲在东北林场找到工作后，母亲把大姐寄养在姥姥家中，带着大哥也去了东北。

　　在东北的生活父亲从来没有向我提起，对他来说，那是他人生的滑铁泸，他认为如果不去东北，挺过那段困难的日子，人生将过地优裕而闲适，不会有那么多贫困和屈辱相伴终生，而我却认为，闯东北几乎可以说是他的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那么多闯东北的有利的客观条件让青春热血的父亲如何抗拒！

　　母亲去东北以后也在林场上班，领取商品粮，工作虽苦，肚子总能吃饱。不久，我二哥在东北出生了。

　　生活刚刚安稳，我家又蒙大难。

　　刚到东北的时候，因为从关里去的人太多，林场发不了安家费，父亲靠工友们的帮助搭了间木屋，母亲来后又添置了一些衣柜、饭厨等家具和日常用品，总算有了家的模样。东北的冬天奇寒无比，家家都生着火炕。有一天，父母上班不在家，四岁的大哥学着抽烟，引起大火，一个好不容易建起的家一下子化为灰烬。

　　据说母亲跑回家时，房子都烧红了，我二哥还在里面。母亲象疯了似的多少人也拉不住，她硬是冲进大火把二哥抱出，刚跑出来，房子便轰然倒塌，我二哥居然毫发未损。

　　父母有两个月没有寄信，姥姥知道出了大事，她让十七岁的舅舅带着两斤黄烟作路费去东北找我父母。此时胶东的形势已有好转，在东北又一次沦为赤贫的我的父母只好跟舅舅回老家。

三

　　因为公职跑丢了，父母只能到沙梁村落了农业户口，一年后，父亲的一位老上级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很快，父亲又被任命为沙梁村一大队党支部书记。

　　父亲干了两年书记，文革便开始了。

　　文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劫数，也是我们家族历史上的最大的劫数。我们一家差一点湮没在漫漫十年的历史暗夜里，成为时代的祭品。根据母亲的说法，始作俑者，仍然是父亲。

　　父亲干书记的时候，提拔了一个抗美援朝回来的复员兵，此人长着一张冬瓜脸，上面布满深深浅浅的麻子，村民们都叫他麻子冬。麻子冬人勤嘴甜，要求进步，很讨父亲欢心。父亲没读多少史书，不懂亲贤臣、远小人的道理，安排他当了民兵连长。文革一开始，此公扯旗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村书记——我的父亲。

　　我父亲召集副书记綦连书，大队长綦官埠到我家开会，父亲说，现在全国都在批斗当权派，麻子冬既然愿意当官，这个差事就让给他，咱们不干也罢。綦官埠是个下放工人，对当官本也没什么兴趣，表示同意。唯有外号大老粗的綦连书激烈反对：你们好糊涂！斗争当权派不过是一阵风，迟早会过去。你们现在把权力拱手相让，让麻子冬得了势，等着他给你们好果子吃！

　　应该说大老粗并不粗，他曾在十八军随丁盛将军入藏平叛，见过大世面，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岂是父亲、綦官不等工农干部所可以比拟的？在他俩分别辞职后，大老粗的话不幸言中。

　　麻子冬夺权以后，由于担心为人正直、清廉，群众基础好的父亲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位，立即组织一批无赖、卑劣的造反派整我爷爷的所谓历史问题和现反言论，以图株连父亲。为此，我爷爷挨了三年的批斗，父亲的党籍也被挂起来。1975年邓小平同志上台大搞治理整顿，昌潍地区工作队进驻我村，父亲的组织生活才最终恢复。

　　麻子书记杀向我家的第二刀是对下一代进行打击，我大姐大哥学习成绩都很好，特别是大姐建英，冰雪聪明，由于家里穷，没有凳子，她总是站着听课。当时母亲多病，卧床不起，建英姐经常要请假，常常一个月上不了学，成了学校里请假最多的学生。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建英姐升高中还考了全校第二名。

　　当时升高中需要大队推荐，麻子书记坚决不同意我姐上高中，建英姐的班主任綦书春老师多次去找麻子书记，都没有结果，綦老师连连摇头，这样的学生上不了学，太可惜了！

　　在母亲的督促下，父亲去找麻子书记，麻子书记拍着胸脯保证：老李，我怎么说也是你提拔的，知恩不报岂非小人？放心，孩子上学包在我身上！

　　可是开学几个月了，我姐还在生产队里干活。一天，她听说麻子的女儿数学考零分、语文考8分也升了高中，哭着跑回家。父亲气愤地找到麻子书记，这家伙竟哭丧着脸说，老李，不是我不帮忙，建英的爷爷有历史问题，我磨破了嘴唇公社也不批呀。

　　后来建英姐在公社砖瓦厂找到一份抬砖的工作，每月12元钱，还得投生产队8元，大姐当时才16岁，每天象青壮劳力一样干活，胳膊累得又粗又肿。但因为每月有4元钱的收入，姐姐很开心，工作很卖力，不久被提拔为伙房事务。还参加了宣传队活动。麻子书记见不得我们家境好转，千方百计要把我姐要回生产队。砖瓦厂张苏田厂长是个抗美援朝的老英雄，得知此事，他怒斥麻子书记：你也算是当过兵的人，怎么尽干些小人的勾当！

　　麻子没把建英姐追回生产队来，竟丧心病狂地把气撒到大哥建忠头上。当时建忠哥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放学回家路上与一个叫升杰的同学戏闹，平白无故竟挨了麻子书记一个耳光，母亲简直气疯了，父亲抓到麻子书记把他带到大队部送官。滑稽的是原告是我父母，被告是麻子书记，法官竟然是副书记大老粗綦连书。当时我已记事，我清楚的记得，大队部外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綦连书“法官”一“开庭”，我母亲就跑了题，她声泪俱下的控诉麻子书记自掌权以来忘恩负义、一再迫害我家的累累“罪行”，麻子书记居然不做实体答辩，只是一再赔不是。最后，綦连书裁判麻子书记向我父母当众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我父亲说，你今后再敢背后动我儿子，我就剁掉你的爪子！麻子书记诺诺而退，门外的群众哄笑而散。

　　我父母打了一场口水官司，却赢得了全大队社员的尊重。邻居有个麻子大娘（她老人家脸上也有些许麻子），平时常受麻子书记欺侮，这天竟来我家道贺。母亲说，孩子平白无故被打，你老还有心说笑！

　　麻子大娘感慨，麻子冬是什么人？他都得当着那么多人给你赔礼道歉！多大的面子呀。我那年看电影，平白无故被他打掉两颗门牙，还游了三天街。最后还不是请他喝了酒消了气才罢休？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们家的酒多，淌出南门了。

　　麻子大娘哭丧着脸，利他娘（我大哥乳名利），不是我人贱，我们那象你家呀，你孩子他爹是党员，自家兄弟（指我舅舅）是大队文书，麻子书记惹了你，你敢骂得他抬不起头来，要轮到我头上，哪还不是找死？哎，人和人不一样呀。说着，抹着泪走了。

　　每当母亲说起这段往事，我总感到无比的辛酸。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个人格卑琐、反复无常的小人物竟能左右一个文化名村的命运，影响无数个家庭几代人的人生，甚至剥夺人们神圣的人格尊严，这让我对人类文明的脆弱感到迷茫。

四

　　麻子书记后来还干了件荒唐事，最终导致他身败名裂。

　　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工作队进驻我村，造反上台的麻子书记因为欺压百姓、民怨沸腾被罢了官，他依靠自己以前的关系到镇办粮油厂当书记，由于吃拿卡要、恶习不改不到一年再次被撤职，下放到村里。

　　当时我们村在工作队的指导下种植水稻，那年秋天，水稻丰收，田野一片金黄，大队专门安排了护秋队，工作队专门安排工作认真的老干部綦官埠当护秋队长，谁也没料到，綦官埠抓到的第一个窃贼竟是刚刚卸任的麻子书记。

　　那是个深秋的后半夜，天已微寒，綦官埠一个人值班，不敢睡得太沉。在似睡非睡中，听到有人敲窝棚，他假装睡去，还故意发出鼾声。门外的窃贼见没有动静，放心去偷。他刚放下绳子，抱起一捆水稻，綦官埠站在他的面前。一见是冤家对头，麻子书记撒腿就跑，綦官埠穷追不舍，看看被追上，麻子书记磕头如捣蒜：官埠官埠，放过我吧，你大人大量，大人大量。

　　綦官埠用麻子书记的绳子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放了你？你见过猫放过老鼠吗？何况你还是个当过猫的老鼠。

　　一大早，沙梁村的社员们就看到了一场大快人心的好戏，麻子书记被捆在联办（沙梁村联防办公室）门外的电线杆上，头上、身上都披上了一层白霜。布满麻子的脸更像被霜打了的冬瓜了。他的脚下还放着那捆水稻。

　　那天恰好是沙梁村大集，沙梁村地处平、即、胶三县交界，是个著名的大村，每到逢五排十，周围村庄的人都蜂拥而至。听说抓了个小偷书记，围观的人比平时多出几倍。由于麻子书记是名人，很多人都认识他，大家指指点点，有人说，我说书记，你在台上抓偷粮的可是铁面无私，怎么刚不当书记也学会偷粮食？麻子书记燥的就差找条地缝钻进去。

　　太阳冒红的时候，联办的负责人张文永来了，麻子书记诞着脸央告:老张，看在咱共事多年的份上，放了我吧。 张文永说：抓住偷粮食的示众三日，这可是你定的规矩。自己拉的屎自己吃，我可帮不了你。

　　后来，还是父亲指示民兵把他放了。

　文革结束后，我们家的劫难也结束了，父亲重新恢复了在村委的职务，他依旧刚直、清廉，1997年他60岁上临近退职时，麻子书记在党员会上突然给他提意见:老李只顾自己钓鱼、养鸟，村后的路也不修，不关心群众疾苦。

　　綦官埠、綦官知等老党员噌地站起来：老李不如你,他不会偷水稻！

　　母亲说，麻子书记的发言是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官，唯一听到的反对的声音。

　　(本文根据记忆整理，不确之处，请知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