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不是公司、企业人员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5: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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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最高司法当局对近期的足球“黑哨”问题一直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引发了社会广泛的不满情绪，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还联名提出提案，强烈要求司法机关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定罪科刑。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3月中旬公布了其以“通知”形式对足球“黑哨”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认定“黑哨”行为属于商业贿赂，对收受贿赂的裁判可依据《刑法》第163条之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


　　诚然，足球界长期以来严重存在的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现象，的确是竞技体育中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不仅严重违背了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而且败坏了体育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确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刑事对策。但问题在于，只要认真地解读我国《刑法》，我们就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对竞技体育中可能发生的贿赂问题估计不足，在立法上存在令人遗憾的漏洞和空白，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定罪处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人员”，并不包括裁判等其他单位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试图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弥补立法上的缺陷，用心可谓良苦，但其解释明显于法不合，是对法律条文的随意扩张与曲解，是对社会公众心理的不当迎合。如果据此处理“黑哨”问题，我们在对足球裁判受贿行为的惩治得以如愿以偿的同时，将得不偿失地破坏了更具价值性因素的“罪刑法定”原则，动摇的是国家刑事法治的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解释的错误，在于其将足球裁判视同公司、企业人员，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足球裁判可以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而行贿的足球俱乐部亦可构成与之相对合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本文笔者试图根据法律解释的一般原理，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述司法解释的错误作一评析。


　　首先，该司法解释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背离了法律解释最基本的要求。我国《刑法》第163条明文规定，公司、企业人员是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而公司、企业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所谓公司，是指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谓企业，是指除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足球裁判要么属于足协固有，要么属于足协聘用，其执哨比赛时均属于足协的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的体育法，足协属于社会团体，既非公司，亦非其他企业。相关的足球俱乐部向裁判行贿，只能是向作为社会团体的足协工作人员行贿，不属于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裁判收受贿赂，也只能是作为社会团体的足协工作人员受贿，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字面解释是法律解释最一般的方法，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才能符合立法本意。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社会团体与公司、企业混同，显然与此相违。


　　其次，该司法解释违反了法律解释应遵循的整体性原则。国家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部门法都是法律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在每一个部门法中，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都是该部门法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总之，任何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术语或者一个法律条文均受制于法的整体。这是法制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因此，法律解释必须贯彻整体性原则，这是准确理解法律规范含义所必须的。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是严格区分的。如我国《宪法》在序言部分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刑法》第30条也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显然，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等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性质不同的单位，不能混为一谈。再譬如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据此亦可见，公司、企业是有确指的，并不包括其他单位。如果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公司、企业”之中包括了社会团体，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刑法》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关于犯罪主体规定的区别。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裁判视同公司、企业人员，显然违反了法律解释的整体性原则，因而也是错误的。


　　第三，该司法解释还违反了法律解释应遵循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忽视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立法沿革。任何法律规范的制定，都有其历史背景，法律解释不应脱离法律规范产生时的立法环境、立法政策、立法动机。《刑法》第163条的规定，正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修订而成。该罪原本是“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其犯罪主体当时表述为“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以及其他企业职工”，《刑法》修订时以“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取代之，只是更为精当而已，而主体范围则一脉相承，无所改变。可见该罪的主体自始就不包括社会团体等其他单位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12月25日公布过《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解释》，也曾十分明确地界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职工”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企业的职工。”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立法沿革可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不仅与立法本意不符，而且与其自身过去的解释亦自相矛盾。


　　第四，该司法解释亦违反了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原则。从法律解释的权限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解释的范围是“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对足球裁判受贿问题是否可以定罪处罚，以及向裁判行贿是否属于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应当属于用法令加以补充规定的范围，至少也应属于“进一步明确界限”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裁判受贿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越权的解释，因而应属无效的解释。而从内容上讲，合法性原则要求法律解释必须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即“罪刑法定原则”，亦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律规定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刑法》第163条已经明文规定商业受贿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人员”，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明显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的裁判纳入本罪主体范畴，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足球“黑哨”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不符合法律解释的基本要求，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本意，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是对《刑法》第163条的任意扩张与曲解，反映出在刑法理念上仍然存在片面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忽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的偏差。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刑法》修订的一个突出成果，也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一个长足进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同时应当认识到，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确定，必然也可能导致在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对少量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的负效应，但这是一种必要的丧失。对足球“黑哨”的惩治，最终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完善刑事立法来解决，试图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通处理，无疑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