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5: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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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２３日，《检察日报》５版刊登文章《卧底女记者偷车不犯罪吗》，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一些人对“女记者的行为触犯刑法”表示不理解。为此，我们特约请法学专家详细解析----

　　●如果允许记者们在介入刑事案件时触犯刑律，那么匡扶正义就会成为践踏法治的借口。

　　●在法治社会，任何行为包括打击犯罪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管束，以恶治恶是被绝对禁止的。

　　●无论在哪个国家，警察采取卧底措施都必须经过专门机关审批，实施时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秩序是法律的追求，因此对于那些为获取一线消息而深入虎穴的暗访记者而言，也有一个不得逾越法律禁区的问题。南京女记者钟某“卧底”盗窃团伙并参与盗车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思考模本，这一采访活动无疑属于隐性采访的范畴。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当公开采访不灵或效果不佳时，隐性采访便成为以报道真相为己任的新闻人的当然选择。世界新闻史上成功使用隐性采访的早期风云人物是美国《纽约世界报》女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１８８７年，她曾乔扮成一名精神病患者，突破一家精神病院的封锁，冒险打入该院，了解到虐待精神病患者的许多内幕，从而成功地报道虐患丑闻，促使政府对该院进行大力整顿。

　　近些年来，隐性采访在我国逐渐得到新闻界的认可，而且使用得愈加频繁。这些并非是因为记者们有什么特别的偏爱，实乃采访情景使然。试想一下，如果记者们大张旗鼓地采访注水肉、“黑心棉”、贩私盐、造假酒与地沟油等假冒伪劣产品事件，如何能为社会揭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黑幕？同理，如果钟某在“卧底”的盗窃团伙中，亮明记者身份，恐怕不仅了解不到真情，甚至很难全身而退。单从追求新闻真实的神圣使命来说，钟某的行为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带有勇敢而机智的味道。

　　但是，揭露恶行能够成为犯罪的托辞吗？在采访过程中，钟某实际上扮演了旁观者与参与者两种角色。其一，她亲眼目睹盗窃案件发生的全过程，这使得她可以客观真实地讲述独家内幕，成就一篇优秀的报道；其二，她直接参与了盗车的望风、分赃等环节，这又导致她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共犯的构成要件。因此，以法律的眼光，钟某不仅做了“卧底”，亦“参与”了犯罪；她是犯罪的旁观者，亦是践行者。后一点使她脱不了干系。

　　一个自然而然的追问是，既然钟某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能够在披露犯罪真相时“用事实说话”，那么这种善良的动机、正当的目的为什么不能使其免除法律责任？从宏观上看，答案不言而喻。据说西方司法女神的典型形象是双眼蒙布，中国也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采访证当然不能成为记者们犯罪免责的特权证。如果允许记者们在介入刑事案件时触犯刑律，那么匡扶正义就会成为践踏法治的借口。

　　而从微观的角度讲，也许能从三个方面提出钟某行为无罪的抗辩事由，如其行为可能被辩称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属于行使记者的神圣职责或者相当于警察卧底侦查等。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实则仍然改变不了对钟某行为的基本定性。

　　“好人不拍，只拍坏人”，这是现在许多新闻单位启动隐性采访的判断标准。有人说，本案盗车团伙实施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本身属于“坏分子”。作为记者，钟某是完全有权偷拍的，这是法律赋予的神圣自由；即便不作为新闻记者，仅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钟某也有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同犯罪作斗争。此言谬矣。在法治社会，任何行为包括打击犯罪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管束，以恶治恶是被绝对禁止的。隐性采访当然不能例外。试问，打击犯罪是法律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那么司法人员可否随意通过引诱犯罪或参与犯罪等手段来履职？钟某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其“卧了底”，而在于其直接参与了“偷车”行为。

　　至于钟某是否相当于警察卧底，回答也是否定的。无论在哪个国家，这一措施都必须经过专门机关审批，实施时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而本案中，尽管钟某在“卧底”前事先向报社领导作了汇报，获得首肯，事后报社也证明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但该“卧底”行为颇具随意性，谈不上任何约束，更谈不上得到合法“授权”。如果法律认可钟某随随便便去卧底侦查，便会出现普通公民行使国家专门机关专有侦查权的情形。这意味着国家强制侦查权的滥用，更是法治社会的大忌！

　　退一步来讲，即便将钟某的行为视同于正式警察的卧底行为，那她也有重大越界之嫌。在司法实践中，卧底警察为了取得犯罪组织的信任，可能参与其中并从事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例如，在贩毒集团内，卧底警察为了取信犯罪组织而贩毒；在贩卖军火的犯罪组织中，卧底警察持有枪械或参与军火交易；在黑社会组织内部，卧底警察不阻止帮派成员犯罪或故意放纵被捕犯罪人……卧底警察实施的必须是相对轻微的“违法行为”，而且是出于瓦解犯罪组织、维护更大社会利益的目的。依照“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论，基于“利大于弊”的利益衡量原则，这些行为可以被评价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而免受法律制裁。本案中，钟某举报的是盗窃自行车团伙犯罪??这不属于“常规手段无法破获的恶性案件”，而其竟然连续三次参与偷车，还分得赃款赃物。其目的行为与参与行为很难说孰重孰轻，其参与犯罪更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参与情节也超过合理的“次数”。

　　综上可见，隐性采访必须有一个界限问题。如果走得太远，那就错了。如何把握这个“度”，首要的一点就是指遵守法制，依法行事。在我国尚未制定《新闻法》的情况下，记者们必须限定在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许可的框架内。具体来说，记者们不能借口隐性采访，任意侵犯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也不能随便侵犯企业法人的商业秘密，更不可触犯刑律。

　　诚然，我国应当尽早出台《新闻法》，为新闻记者开展隐性采访明确拿捏的分寸。而在期盼这部法律的同时，新闻行业需要特别铭记的是，隐性采访应当守法，不能跨越法律的“红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