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讼师到律师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35:41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上半年的一天，就在“非典”在北京爆发之后不久，我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的故事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与别人发生经济纠纷，对方不请律师，不诉诸法律，却找了一批社会人士上门讨债。这些人胆大妄为，不仅强行扣押了他的身份文件和个人财产，而且把他软禁在家中达十天之久，逼他偿还一笔有争议的债务。在此期间，他和对方谈判，并且不止一次寻求有关部门的帮助，但都没能脱身。后来他找机会溜出来见了一位律师。律师说可以把这件事“摆平”，开价人民币十万元，必须先付钱。这件事没有成，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信不过那个律师。

　　找到我之前，他已经四处求告，但是处处碰壁。最后他很真诚地问我：在中国有没有一种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可以求诸的公开、合法和有效的制度？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点尴尬。我可以告诉他的那些“公开、合法”的办法他全都试过，但这些办法在现实世界里无一是“有效”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他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我甚至试着通过熟人帮助他另找律师。这一次几乎谈成。失败的原因仍然不是钱(碰巧的是又是开价十万元，但不要求事先一次付清)，而是律师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让人感到，这些律师感兴趣的首先是钱，而不是如何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多年前写过两篇讨论讼师的文章，认为古人对讼师多负面评价，不尽是文人的偏见，而与讼师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性质有关，与讼师生长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的构造有关。就此一点而言，律师与讼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包含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在其中。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微观的和技术的层面，讼师与律师未尝没有共同之处，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并非泾渭分明。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从讼师到律师的转变在中国究竟如何发生？这一转变对律师的成长和性格有无影响？有何影响？

　　一般谈论法治或者法治发达的程度，都会引用一些数量化的标准，比如立法的规模，司法的职业化程度，律师的数量等等。这些标准之所以流行，又是因为它们被假定与所谓法治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过，从社会的和现实的方面去考察，这类假定进而这些标准的有效性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须要牢记的一点是，一个群体或者一种制度，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些社会条件的印记。我们要了解这个群体或者这个制度，最好直接去观察它，看它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如何获致这种功能，和怎样发挥这种功能，而不是只看其名称，对名称和概念的含义津津乐道。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现实保有一种清醒的意识，了解我们社会的实际状况，知道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令这些需要得到满足。那时，我们便可能不再面对上面提到的那种令所有法律人尴尬的问题了。

　　注：梁治平先生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此文系梁先生为《律师文摘》2003年第3辑所作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