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反腐败也要坚持无罪推定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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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随着人权入宪、刑事诉讼观念的更新，在一般刑事案件如杀人、强奸等案件审判中，坚持无罪推定、以客观证据排除违法口供的思辩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法院和主审法院官所采用，有力地防止了一批误判和错判。特别是佘祥林等冤案发现后，法院更加重视了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

　　但是，在反腐败审判中，由于群众痛恨腐败、党纪部门高度重视反腐败，党对反腐败斗争的一元化领导，社会心态要求对腐败分子判得越重越好，因此反腐败审判中的有罪推定现象，在各地法院中普遍存在。同样由于上面的原因，社会上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不敢“为贪官说话”。大家觉得，对腐败分子苛刻一点，矫枉过正一点，哪怕误判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活该。这样做能够博得民心、平息民愤，有利于大局。再说，这个官员这一笔可能确有冤枉，但他很狡猾，没有查出的可能更多，即使这一笔判错了，其他笔没有发现，判了他也不会太冤枉他。这就象社会上流传的极端心态：现在的官员排成队，全部枪毙有冤枉的，隔一枪毙有漏网的。在这些综合心理的作用下，以口供定罪，搞有罪推定，已经成了当前反腐败审判的一个大问题。由此产生的错案已经不少。由于反腐败正面宣传的要求，这些问题也很少暴露到媒体上来。

　　我近年在杭州、舟山、宁波、瑞安、台州、海宁等地，为官员犯罪辩护已经不下三十起，应该说大多数案件基本定性是准确的，事实证据是清楚的。律师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法院的高度重视。但也确有一些冤案作了有罪判决，为数不少的存疑情节被作了有罪认定。如有的案件，被告当庭否认受贿，控告受到了违法的审讯逼供诱供，证人明确作证没有行贿，法官调查证实证言真实，客观证据如银行存款等也能够证明口供虚假，但法院在案外压力影响下仍然作出有罪判决。面对这样的事实，明知冤案而无能为力，律师常常感到无助和无奈。

　　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是在受贿犯罪审判上。由于行贿受贿的隐蔽性，侦查机关要突破案件难度很大，侦查时往往使用了疲劳战、车轮战、逼供、诱供等各种方法。大多数案件确实靠这种做法突破了，但有相当部分口供是不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第一次报道上百万的贪官，到了法院判决时只能认定几万十几万的原因。

　　受贿罪往往很难有其他的客观证据，定罪主要靠被告的口供和行贿人的证言。由于行贿人也是有罪的，这些证人往往成了控方的污点交易证人，你帮助我证明被告有罪，我可以不起诉你。你如果上法庭作证说被告无罪，就要面临被抓和共同起诉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受贿罪的证人往往都成了控方证人，或者为控方作个笔录从此消失不见，真相往往是扭曲的。有的想出庭为被告无罪作证的证人，控方见实在没有办法治他，往往就把证人作为行贿嫌疑人关起来，分案起诉，不让他出庭。

　　而受贿被告往往是有影响的官员，对他们立案抓捕前，往往已经经过了慎重研究和高层同意，性质和事实其实已经定好，官职和人大代表的资格已经免去，一捕就上报纸上电视宣传，社会舆论已经将他定罪，因此办案机关往往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坚决定罪。法院这时候其实成了办个手续的角色，并不能真正独立把好审判关。特别是查明无罪的案件，法院很难依法作无罪判决。即使无罪，也要找个其他借口判掉他，以免一系列的后遗症。

　　有的案件法院开庭了三个月半年判不下来。这个时间里，家属和律师是不能去找法院和法官工作的，因为这可能涉嫌拉关系走后门。而党委部门、纪委部门、检察机关是可以随时找法院施加影响的。检察院还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直接了解法院的审判机密，因为法律给了他们这个权。党委可以叫法院来汇报，直接提出要求。这样几个月过去，最后的结果往往倾向于公权力，对被告肯定是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拖得越长的案件越是对被告不利的原因。

　　反腐败是人心所向，是世界潮流，是维护执政清廉的重要工作。从官方到民间认识都是一致的。但反腐败同样要坚持依法进行。有些矫枉过正的思维模式是要不得的。上一阶段有人提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应当有罪推定，按受贿罪判刑，就是这种极端思维的表现。腐败官员是人人痛恨的，但他们也是人，他们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对待。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法制日报》撰文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说：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依法保障人权。针对“十年动乱”期间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没有法律保障、发生大量冤假错案和侵犯人权事件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健全法制。大量蒙冤受屈的公民得到了平反昭雪。现在我国宪法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司法工作特别是刑事司法工作，要按照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严格依法办事，不断更新司法观念，实现从“疑罪从有”向“疑罪从无”的转变，不搞“有罪推定”。要坚持“有罪则判，无罪则放”的原则，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要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对于指控犯罪证据不足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判决。首席大法官的这些要求，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期望这种局面早日得以改变。

（作者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杭州市十佳优秀刑事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