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修身齐家和社会和谐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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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从事法律行业的关系，朋友同乡来找你帮助的往往都是一些天灾人祸一类的不好的事，特别是犯罪一类的“人祸”事件。因此对一些不良的信息往往知道得很快。看到了大量的社会悲剧，经常把自己的心绪也搞得很坏。因为人总希望自己的亲朋好友能够没祸没灾过上平安的生活。而法律职业是好事不来找，坏事全知道。近来，连续听到家乡人贩毒的诈骗的犯罪，其中有一个贩毒案件一审被法院判了两个死刑两个死缓，二审尚在审理中。还有听到一些诈骗、赌博、从事不良行业的罪案，犯罪者都是非常年轻而头脑聪明的人。以他们的智商和家庭背景，走正道往往是能够过上起码中等的生活水平。儿子出事后，其家人都非常悲痛，非常焦急，不断往省城赶，倾其家产、穷其人脉、劳其体肤、尽其智勇为子女奔波，一人犯罪全族不宁。但往往因为罪在不赦，挽救已晚。奔波的结果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此总有一种遗憾油然而生：如果当年早些用这样的精力和财力去管教、引导、支持子女的成长和成才，又何至于此。于是想到了被我们文革期间批判得体无完肤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朱熹的“新儒学”“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理。

　　宋末明初的《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如果父母将子女生下来，只知道养活他们，而不去教育他们的话，这就是为人父母的过错。而同样的，做老师的对于学生的教育，若没有尽力教导管束，就是老师偷懒没有尽到为人师的责任。《三字经》是通俗化了的程朱理学，虽然现在的人已经看不大懂，但当时是为普通百姓和儿童写的。贯穿了好多朱熹的治理天下的理念。浙江籍的当代历史学家樊树志教授认为，朱熹是中国自孔子孟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生留下著作达260多卷。他是南宋孝宋时的进士，做过小官，但更多的是研究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开馆教书传授思想。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和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大从国家管理说起，小到一个人吃饭“不可闻饮食之声”、读书要“正身缓看”、穿衣要紧束严谨、为人子弟说话必须低声静气等细节，都作了深入的研究。现在有人去国外回来说外国人在公共场所说话都是轻轻的，只有中国人会放肆大哗，因此认为要向他们学习。殊不知9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作为家训在训练要求。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狠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把这些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现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被“文革”破坏了的优秀民族传统和社会道德规则，整整两代人都没有恢复过来。

　　数年前我春节回家坐客车，两个家乡的男青年把前排两个女孩刚烫的过年头发弄乱打结捆在车椅钢管上，一路当众调戏，女的一路粗骂，四个年青人二小时车程就没有停过。说他们有什么违法说不上，而粗俗无教养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可怕的是，一车上城购物和回乡过年的人都认为没有什么不正常，这种粗俗无礼已经成了社会都接受的习惯。即使在省会杭州，公交车上的粗俗骂街也是一道常见的风景。朱熹说：为人要“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凡事讲究修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人人走上社会要象去见贵宾一样，当官的指使百姓就象皇家祭奉先祖上天一样。这样实现自身的涵养，实现家族的和睦，实现社会的和谐。不要以为朱熹说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其实他的这些要求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广泛的影响，现在保留在日本、朝鲜、台湾、香港等地的好多东方式的社会习惯和美德，都能找到中国历史上的影子。

　　浙江浦江的“义门郑氏”是实践朱熹“新儒学”的典范。历经宋元明三朝代，元朝时已经“十世同居240余年”。共同生活的上千号人。我去看过其煮饭的大锅，一头大水牛可以在里面洗澡。这是人类社会生活史上的奇迹。其治理家庭的“家法”《郑氏规范》达168条。实现了数百年的家人、族人、乡邻的长期和谐相处。不以强凌弱，不欺贫爱富，大旱年他给租户减租，有困难借债免息，病疫年他免费发药，死人无钱他帮助丧葬。官方认可，宋元明都写进正史；家人认可诗礼传家；族人认可和睦共处；邻人认可尊为义门；最可钦佩的是连强盗都认可他，起兵时都相约不能侵犯郑门，几百年多少次兵荒马乱没有一个侵扰郑宅，一直保存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去参观。儒家伦理“家国同构”，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社会的太平和谐，是从最小的社会细胞家庭抓起的。朱熹以后500年，又出了一个朱柏庐，写出了《朱子家训》，即毛泽东著作引用过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治家格言的作者。他只写了500字，大量的成了现在广为引用的格言。象“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宜未雨绸缪，毋临渴掘井”、“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见富贵而谄者耻，见贫穷而骄者贱”、“刻薄成家，理难久享；伦理乖舛，立见消亡”。通过这种对个人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要求，实现家和事兴、国泰民安的和谐。

　　研究了大量的社会犯罪，我们都能发现，修身、齐家的社会规则的被破坏，或者说措施不落实，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大量的官员腐败犯罪、干部子女犯罪，其实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里。修身和自我的道德完善，是抵御犯罪的良药。犯罪学家早就提出破碎不良的家庭和从小放纵的教养是产生犯罪大军的渊薮。但我们现在在做的落实帮教、强调道德建树，都缺乏象古人一样的明确的规范和落实的体系。许多出现犯罪成员的家庭，都是出了事才后悔不迭，有的出了事也放任不管，把责任推向社会。有的年青人不是努力奋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步一个脚印从底层干起，靠自身的努力进入中产阶层，而是愤世嫉俗，仇恨富人，仇恨社会，仇恨政府。认为是社会不给他机会，认为所有的自己的愿望的未能实现，都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这种心态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铤而走险的犯罪现象。

　　对于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作为现代人，自然不能全盘接受而泥古不化，但也不可连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有这样的倾向。我们有必要系统地研究继承传统的社会美德和治家修身的经验，培养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传统美德的新一代公民，在经济实现增长的同时，让社会文明水准也不断提高。


陈有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兼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