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良彪：我希望自己能够呐喊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7: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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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末年初，《法制日报》记者张亮先生约我就07年的读书与写作心得写点什么,尤其是对那本讲演录的出版心得。感冒高烧中写下以下文字，也许不那么轻松，深恐考试不及格辜负法制日报的厚爱。反馈的信息则是编辑和领导们很是认可并拟于下周一刊登发表。上次记者采访，说她的工作一直被认为特别认真，不想我却批评她不够认真，觉得委屈。不过和我一起合作做事后，她倒真觉得和我相比是不够认真。看来我这做事的如履薄冰已成习惯，真不知是好是坏。]
　
　　2007年7月，我的讲演录《我反对！：宪政维度下律师的价值》被法律出版社作为“名律师讲演录”的第一辑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集了近三年来我在国内外知名学府、高端论坛及知名机构所发表的四十个讲演，内容涉及律师事业、经济改革、司法改革、法治建设、宪政人权等领域。江平老师和于宁会长分别为本书作序、刘桂明先生作跋以资鼓励。

　　讲演录的出版历经坎坷：法律出版社相继推出江平、王利明、杨立新、陈瑞华的“法学家讲演录”系列丛书后，编辑赵利铭先生约我将近年来的六十余个讲演结集成册，希望作为“名律师讲演录”系列推出。最终，讲演保留了四十个，书名也由起初的《杀光所有的律师？！》更名为《““我反对！”：宪政维度下律师的价值》！----这一历程应该符合当下中国的时代特色罢，我始终对法律出版社能够公开发行这些讲演充满深深的敬意----这需要良知，也需要勇气。

　　本书记载着我从律师到法官又重回律师队伍的成长与心路历程，承载着我对中国律师事业的忧思与热爱，阐述了我对司法改革及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努力发出我对中国民主法治进程、宪政人权的呐喊。这些看似即兴、挥洒自如的讲演后面，是无数个夜晚的呕心沥血，这也让我对本书充满着深深的感情。在此过程中，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当下的中国，律师理应有所思索、有所表达、有所呐喊：

　　律师作为这个艰难迈向法治进程中的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理应以法律人特有的方式，对宪政、法治，对人权保护、对社会的深刻变革进行思考---没有法治思想和法律文化的土壤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治国”的。正是通过这些讲演，我逐渐形成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律师价值论”，即法治社会的律师天然成为“公民私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以及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的忠实代表”（刘军宁先生认为此 “三个代表”正切合民主、共和、宪政之意）。“中国律师业的瓶颈在于中国律师社会影响力的低下，在于中国律师声音的不被倾听；律师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民主法治进程与法律文化传统，律师的社会评价取决于律师自身修养、行为与贡献。”
　　
　　律师作为个社会的 “在野法曹”，在中国不享有任何意义上的强制性权力，他们所享有的只是一种“表达权”、“请求权”（甚至时常沦为“求情权”），需要一种符合法律人特性的、内敛而理性的表达。正是通过这些讲演，我逐渐形成了律师社会影响力的“基础论”与“策略论”。所谓“律师社会影响力基础论”，即律师影响社会的基础在于其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一是律师的“才”，即律师或其团队自身的修养、能力。 二是律师的“名”，即律师得到市场认可并因此具备的声望，包括律师的“知名度”、“美誉度”与“专业度”。三是律师的“关系”，包括律师与“官场”的关系，背后是指权力这种最为集中、最为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与“老总”的关系，背后是社会资本；与媒体的关系，背后是“舆论”这一社会公器；与学界的关系，背后是一种权威的社会认可；而各种社会势力乃至黑社会势力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他们以反社会规则的方式掌控着社会公共资源。而“律师社会影响力策略论”的核心，在于归纳总结了律师影响社会、实现自身职业价值的三大基本路径或策略：其一，是通过代理诉讼、非诉讼业务的法律职业模式；其二，成为或试图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与国家宏观决策的政治模式，其基础乃在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其三，文化模式，即律师通过成为专业知识分子，向社会传递一种法律知识和技巧，或成为公众意见领袖，以法治的视角对社会公共事件进行解读。
　　
　　律师本应是自由职业，然而法治土壤的匮乏、司法环境的恶劣和执业权利的缺失却使中国律师不得不成为 “戴着镣锆的舞者”。中国的改革就是“变法”，几千年莫不如此。然而无论是当社会深刻变革之际，还是为当事人权利而辩之时，律师的声音却总是那么的微弱与脆弱，这其实是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公民权利的微弱与脆弱的一种体现。于是，中国的律师注定要为自身权利而呐喊，注定要为民主法治的进程而呐喊----这当然是一种悲壮，但不应是西西弗斯式的无奈。社会深刻变革之际，我很自豪于自己能够发出法律人应有的声音：在北京律师与天津法官不该发生的故事中，我能够说“律师的执业权利与地位，是一个社会民主法治进程和人权保障最灵敏的晴雨表”；在关于国企改制“郎顾之争”的喧嚣声中，“国企改制是一个宪政问题”的声音是那么具有穿透力；面对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我告诫着“危险中”的中国企业“任何商业的、非商业的风险，最终都将以法律风险的形式暴发出来；可怕的不是风险，而是面对风险的浑然不觉。”为争取媒体的论语权，我可以大声疾呼“舆论集合分散的、个体的意见形成公众的力量，以私权利对公权利进行制约，这才是法律的思维，这才是法治的思维！”

　　这种思索、表达乃至呐喊，始终伴随着我的成长：近年来，我有幸走进北大、人大、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名校讲演；有幸在违宪审查与中国宪政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暨控制国际论坛等国际性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幸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国际会展中心等知名场所与一直非常尊重的知名人士一起作专题发言；有幸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企业家讲授公司治理、私募融资、风险投资、海外上市、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等法律问题；有幸在高端的研讨会上与法学大师们一起探讨国企改制、宪政与传媒、律师文化；有幸走入CCTV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及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们对话、在 “法律讲堂”以法治的眼光解读社会现象；有幸分别作为主辩手与领队参与、指导“中国律师论坛”的律师辩论赛；有幸被知名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有幸成为《中国律师》杂志的首任常年法律顾问；有幸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进行学习交流，有幸受到温家宝总理、韩国总理韩德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肯尼迪大法官等的亲切会见……本书所收录的四十个讲演、访谈录，记下了我成长历程中若干值得回味的时刻。正是这些思索、表达乃至呐喊，使我在忍受律师职业所固有的焦虑与煎熬的同时，也感受着这个职业的自由、独立、尊严、价值与快乐，帮助我赢得了很多知己让我找到许多的“同路人”并由此得到很多的帮助，使我满怀感激之情。

　　江平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倡导了律师的三种境界是我所毕生追求的方向：“第一个境界是有高度责任心，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第二个境界是有社会良心，为弱势群体、为权利被践踏的人伸张正义；第三个境界是有历史使命感，敢于为中国的法治与宪政，挑战权威、挑战体制。”中国律师作为一项充满挑战、艰辛甚至血泪的事业，同时也是一个满怀豪情、智慧与尊严的事业。 “律师兴、国家兴”是一种浪漫；“国家兴、律师兴”是一种追求。在迈向法治的征程中，我只希望能多思索，多表达，多呐喊。无论是作为律师的价值与尊严，还是作为创作者的快乐与心血，都深刻体现于这种思索、表达与呐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