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俞孔坚：自然的力量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6:22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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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顶级景观设计师为新兴都市创建前所未有的美景

　　1999年，中山市的政府官员决定拆除一个旧船厂并在原址上建造一个公园。中山市位于与香港邻近的珠江三角洲出海口交界处，该市有为市民创造优良生活环境的传统：整洁的街道上装饰上鲜花和精心修剪的树木，并曾获得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颁发的“最佳人居环境奖”。但也正因为这个奖项，使得现任地方领导人面临着新的困境：如何在城市建设上做得比前任更好，因为中山市已经没有太多城市空间可以改善了。正在这个时候，粤中造船厂倒闭，这为地方政府改善城市环境提供了新的机会。

　　俞孔坚，这位中国卓越的景观设计师，从北京带来了对该项目的独特建议，这也是他通常的做法，首先对原有不合理的规划和做法给与了毫不掩饰的批评：中山不需要更多的鲜花。他告诉当地官员们，这里不需要喷泉，也不需要装饰华丽的铁围栏，不需要像动物园一样被围闭。他建议，应该把船厂变成新的用途，而不是全部拆除和推平这个工业遗址。龙门吊机可以变成一个有趣的大门，旧水塔可以变成航标灯塔，城市应该种植可持续的野草去代替大片的需人工养护的草坪。中山市的官员觉得这些构思有点不可思议。“我们只想构建一些有特色的东西，但你这些构思却让我们感觉很另类。”邵阳（译音）说，他是时任的城市规划局的领导。“这不像是一个仅仅在里面布置一些石头和植物之类的中国园林。”但同时，由于其低廉的造价和生态的概念，俞孔坚的构思最终赢得了当地官员们的认同。邵阳说：“总之，中山已经有很多的公园，我们不一定把所有公园都造成同一个模式。”

　　这是当今中国与众不同的观点。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增长的剧痛之中。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建成的建筑面积20亿平方米——这相当于全世界总量的一半，同时它还计划到2020年增加200～300亿平方米的建筑。从理论上看，这为城市规划革新创造了无限的机会。但当中国城市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城市的面貌却千篇一律：每个城市看起来都有不可一世的宏伟的政府办公楼，有像高速公里宽阔的城市道路，有像天安门般宽阔的广场。这些雷同的城市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缺乏专业的设计师，以及过快的增长使得根本没有时间对设计做精明和细致的考虑。这同时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观：通常把城市基础设施看作是一个城市的符号而不是考虑它的实际用途，同时铺张地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标识。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的教授，指出当今中国的城市发展的方式只强调城市的规模和性质，却对环境漠视和对自然界不计后果的索取。随着耕地和森林的不断减少和水资源的匮乏，俞教授指出，城市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浪费了。“中国需要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之前误解了什么是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发展一个新的本土化的系统，去理解人地关系的变化。”现年42岁的俞孔坚，在哈佛大学获得设计学博士学位后，于1997年回国主持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的时候，景观设计甚至不是一个官方认可的职业。中国有着为士大夫们造园的悠久历史，以及近几十年来在官方工程项目中充满了呆板的斯大林式的公园。但俞博士认为，中国需要更多其它的东西。“景观设计师不能只是园林艺术家”他说。在1998年，他成立了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第一个私人景观设计公司，并着手寻找像中山这样政府官员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地方。

　　对中国人而言，“土人(turen)”是一个奇特的名字。“人（ren）”表示人，但“土（tu）”的意思却复杂得多。按照字面得意思表示“泥土”或“土地”，但这个字通常也表示“鄙视”，表示未开窍或不懂世故的意思——这通常就是指新进城的乡下人：满嘴发黄的牙齿，穿戴着不整洁的衣服和过时的鞋子。当俞博士的同事们在接电话时说：“这是土人”，其意思简直就是说“我是乡巴佬”。俞孔坚记得他第一次被人叫“土”的时候是在1980年，考入北京林业大学后从他的老家浙江的一个农村来到北京报到时的情形。那年他17岁，说着满腔生硬的普通话，惊讶于宽阔的城市道路和大楼。这就是“小农意识”，俞博士在描述他自己第一次对北京城的印象时说，正是这种意识造成中国城市当今景象的原因：“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当我们建设城市的时候，我们是尽可能地让他变得跟农村不一样。我们讨厌野草，我们喜欢看到高楼大厦，我们逃避自然。他说：“要建设一个真正的城市，中国需要对“土”有一个新的认识。”

　　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作的报告中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俞教授当时正动身前往北京房山区的长沟镇。“尽量保留树木和村庄”，俞孔坚说，当时当地政府任职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说当地正计划拆除数个村庄和动用近5000个村民来准备挖一个大型人工湖泊,去吸引房地产投资商和旅游者。他的朋友说当地领导希望俞教授前来献策，并邀请他做设计。“这简直就像50年代的’大跃进’”，俞教授说，这时候他正在前往长沟的车上，车上坐满了景观设计师。“但我想，我可以阻止他们这样做”。

　　当地的领导们带着俞教授踏勘他们宏大的计划，地上用白色粉线标注出人工湖泊如何沿着村庄和道路开挖。俞教授离开汽车，用相机拍下了几台推土机，这推土机在收割完的堆着土垛的广袤的田野中显得异常渺小。在官员的视线范围之外，俞教授把他的镜头对准了一个白杨树上的鸟窝，树的旁边是准备给人工湖泊供水的地下泉水。“他甚至只是给这些东西拍照。”当俞教授离开得越来越远的时候，一个当地官员惊奇地说。开车沿着整个镇走了一遍，俞教授经过了空置的村庄，俯视着他们计划开挖的人工湖泊。附近，一个没有围栏的草地上，放养着一头大象和梅花鹿，但它们却是由石膏做成的。

　　回到镇上的办公室，当地官员们展示了他们的规划。他们播放了一段DVD，演示了其它地方的大型湖泊的图片。长沟湖将是一个新的旅游胜地，他们告诉俞教授，在那里将会有帆板、高尔夫甚至滑雪。DVD用蒙太奇的手法演示了充满鲜花、水果累累的海滨小别墅。“这就是我们的概念。”一个官员告诉俞教授，这时候屏幕上飘起了彩色的气球。

　　当轮到俞教授发言时，他笑了：“你们的构思非常好。”他平静地说：“但我认为你们的湖泊没有必要这么大。你们这里有很稀罕的资源，在中国的北方，这里是仅有的发现有涌泉的几个地方之一。因此，我现在担心，你们会花费很多的金钱，挖一个大湖，而丧失其价值，却没有回报。其它很多地方都有湖泊，你们为什么不做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呢？你们应该成为创新的典范。”

　　俞教授放映了他以前设计的幻灯片。“野草”，他停顿了一下强调说：“野草可以是很美的，也很现代。”之后有人给俞教授拿来了一个小孩用的马克笔盒子和地图，他用这些东西构思了一个草图：在规划的湖中，他保留了方形的稻田景观，成为小岛。负责这个项目的官员退缩了：“我们镇有大量的稻田。”他告诉俞教授：“如果人们要看稻田，他们可以到别的地方，而不需要来我们这个湖泊。”

　　俞博士设计作品的魅力，就是用非常简练的手法去准确表达与业主们交流的各种理念。在公园里种满了各种生机勃勃的本土植物（这些植物不需要浇水和修剪），用便捷的通道、最小量的雕塑作品和涂上鲜艳颜色的金属构件。在这些乡土和现代的元素中产生强烈的对比，吸引人们向往自然景观，同时尽量少地改变场地。在开始规划时，俞博士首先深入地研究场地，尽量地尊重和保留场地已有的各种元素——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反规划”。

　　在沈阳，当建筑大学搬迁到郊区的时候，俞博士在校园里设计了稻田景观。在那里，稻谷既是一个修饰的元素，同时也是一个食物的符号引人思考——这提醒人们景观并不一定很昂贵，而农耕也可以看起来很现代。在台州，俞博士摈弃了河道的渠化，拆掉了混凝土的河岸，而是让洪水进入岸线的湿地，在湿地里设置自行车道、码头和观望台。在中山，俞博士的岐江公园设计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的大奖，从而迅速成为当地的地标。在最近一个平日的下午，记者看到，公园里游人如鲫。学步的幼儿欢快地走在鹅卵石的轨道上，下棋的人们坐在被高高的芦苇包围着的平台上，一个新娘摆出姿势故意地拨弄着树叶，一群官员组成的考察队伍正倾听着导游介绍环境保护的理念。

　　尽管他作为设计师很成功，但俞博士却认为他主要是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在2003年，他在北京大学个人支助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教育的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出任院长。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并再次个人出资把他的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寄送给了中国大约3000个市长和官员。这本书中直指了很多政绩工程的弊端：人迹罕至的宽阔大广场，疲惫的市民们却只能蹲坐在大片草坪边上的栏杆上。俞教授的观点最近得到了高层的重新关注。环境可持续，绿色增长和资源保护成为上个月全国人大会议的主要议题。俞教授在上海市恢复被旧工业污染河道的景观设计方案得到当局的赞许。上海市为了迎接2010年世界博览会，计划沿1700米的大运河两岸设计一个公园休闲廊道。

　　但一个更小的成功似乎让他异常开心。在他访问之后的一天，长沟镇的领导打电话给他，说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我将在湖中设岛，在四周设计自行车道。”俞博士说：“稻田景观将保留，他们会非常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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