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规划城市？“权力审美”是对城市的一种破坏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6:22 21:59:50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城市建设为什么会患“流行病”

当前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不切实际、盲目跟风，追根溯源，病因无外乎以下3点：

(1)急功近利。因为城市建设是形象和政绩的集中表现，所以，不少干部走马上任之后，便在“改变城市面貌”上大动脑筋。“一个书记一条街，一任县长一座城”的现象便由此而生。那些干部不从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好大喜功、贪大求洋、急功近利。在城市建设的决策中，他们缺乏长远目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往往给城市建设留下“败笔”。

(2)规划滞后。“首长频频换，规划跟着变。城市‘四不像’，群众有意见。”这种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被丢弃，从而出现了“人民城市一人建”的怪现象。在城市建设中，有的城市旧城改造还没有完成，新建部分又要加以改造。

(3)恶性竞争。一些城市建设的决策者看不到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不协调发展，光作表面文章。最典型的要数当前的“摩天大楼热”。例如上海将在浦东陆家嘴建成高度为466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夺取“世界第一”的桂冠。建筑界人士认为：高度一旦超过300米，在庞大的维护管理费用前，摩天大楼便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这样的竞争，不免有满足虚荣心之嫌。

“权力审美”是一种破坏

针对我国城市规划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长官意志造成的“权力审美”是对规划最大的破坏。有的领导者角色错位，包揽了规划师、建筑师的活儿，连建筑的色彩都要自己来定。有的领导人光注意细节，但不懂得超越细节。作为掌舵者，如果在细节上和建筑师、文化人争夺地盘，就容易产生长官意志，就变成“权力审美”了。一些城市的领导人为了使体现其个人意志的规划得以通过，就有选择地找若干专家，像风景区规划的会审就找旅游专家来，自然很容易就通过了。

仇保兴说，由于“权力审美”，审批程序上的“可行性研究”往往变成了“可批性研究”。现在，许多有争议的建筑设计，虽由建筑师绘制，但其设计要求却是来源于某些领导人的想法。针对这些问题，建设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制度约束。我国以往对领导人强调自律，但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只有制度上文明，才能遏制个人的不文明，才能使得城市文明起来。城市规划建设跟其它的商品不一样，它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规划建设中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一般的老百姓要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城市要组织一个专家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的论证讨论是开放的，可以邀请记者参加。他说，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专家的争论、讨论的意见还可以再让老百姓进行分辨，这样就能帮助老百姓解决不对称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都需要公众的参加，因为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

到底如何根治形象工程？仇保兴说，在城市建设和规划过程中，要建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城市规划建设得好有什么标准？书记、市长当得好有什么标准？不是凭少数人说面貌变化很大，或者说“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就可以的。如果光是从这种求变的心理出发，就容易导致“形象工程”。

他认为，要把正确的城市评价体系建立起来，把各级领导的注意力引导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上来，从地面引导到地下，从形象工程引导到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他建议，现在各级政府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必须向人们公布，公布以后再通过政府决策，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当地人大决策。这样可以使公众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舆论的监督能够结合起来。

城市规划与理想无关

郑筱津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像中是带着梦幻色彩的———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总有三、四座城市的规划任务在同时做着，而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两年以上。

但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却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边。因为，很多时候都要与各个方面不断地“拉锯”。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城市明明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但在局部的问题上，妥协的一方就通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有一次，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死了很多。

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经过很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划院接手。

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师，在那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孤独。

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规划区域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了，但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全遮住了。

还有一次，周榕发现规划地区中，有一段几百米长的北齐残城。周榕去和区内的主管领导谈绕开城墙的问题，刚一开口，这位处级干部就误解了周榕的意思，连忙安慰周不要发愁，“这好办啊，找个推土机来一夜就推平了它。”周榕连忙解释他是想保存这段墙以及墙的历史价值。最后，领导点头了：“行，那就留下吧。”然而，工程交到开发商手里之后，周榕设计建筑的颜色和式样不断被篡改，以至改到面目全非。项目完成后，周榕怕去现场，更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

“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