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条是关于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的规定。
本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本法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部分，规定的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本法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古今中外的刑事诉讼历史上，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的认识，有“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两种理论。“有罪推定”理论是一种封建的、专制的理论观点，早已被社会抛弃。“无罪推定”虽然有其合理因素和进步意义，但由于它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硬性推定为无罪，有其局限性，难以为司法实践所接受，既然推定是无罪的人，在刑事诉讼中又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这种冲突和矛盾的事实是无法解释的。本条确立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既最大限度地吸收了“无罪推定”理论的合理因素和进步意义，又避免了它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哲学观。这项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已逐渐成熟，它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更加尊重人权、保护人权。
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实行这项原则，有以下意义：
第一，有利于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
第二，有助于加强诉讼中的民主建设，保证刑事诉讼公平、公正地进行，防止出现冤、假、错案。
第三，有助于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保障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原则有两个方面基本含义：
1． 只有人民法院才有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
在我国，参加刑事诉讼的机关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权和检察权，它们都属于控诉一方，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承担审判职能。在刑事诉讼中，控诉与辩护、控诉方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对立，审判居于二者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任务，只能由人民法院来最后完成，否则就会使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权和检察权，随着诉讼的开始和进行，要作出各种各样的决定，比如立案决定，拘留、逮捕决定，提起公诉决定。这些决定往往建立在公安、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但是，应当明确，这里的“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不是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是一种暂时的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确定为有罪，并不取决于公安、检察机关的“认定”，而是取决于人民法院的审判。人民法院可以否决公安、检察机关的“认定”。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的有罪，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有罪之前，公安、检察机关的“认定”的法律效力也只能是确定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而不是确定其罪犯的法律地位。
2．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这是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贯彻这一原则，立法上的表现如下：(1)区分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在原刑事诉讼法中，一般将受刑事追诉者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统称为
“被告人”，甚至称作“人犯”。修正后的本法将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加以区分。公诉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前，称为“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称为“刑事被告人”。同时去除“人犯”这一明显带有有罪推定色彩、易与罪犯概念混淆的称谓；(2)明确由控诉方负举证责任。要定罪，必须由控诉方举证，被告人不负提供证明自己无罪证据的义务，不得因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便推定其有罪。控诉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法律的要求，否则当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处理；(3)疑案作无罪处理。本法规定，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判决有罪，都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罪判刑的根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或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案如何处理，本法本着疑案作无罪处理的精神，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应当作不起诉的处理；在审判阶段，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