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无可避免地反映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新型的学校已经建立，新的课程计划和教育学方法已经引进。过去，这些改变是无意识地产生的，但是今天，当人们承认社会变动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学校的社会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需要对教育在创建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楚而理智的认识。
作为一个对公众负有特别的理智和道德责任的社会工作者，教育者必须清楚地了解教育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学校应否影响未来社会生活的走向，而在于它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影响和怎样去影响”。
根据杜威的观点，有三种选择的可能：
教育工作者可以使目前的混乱状态永远存在下去，甚或使之加剧，那将是放任自流的结果。在目前情况下，放任自流最终还是要做出一种选择。或者他们可以选择那些能够使旧秩序发生变化的较为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力量；可以估计如果使他们更自由地发挥作用，这些力量沿着什么方向运动，将产生什么结果，并且看看如何使学校与这些力量结成同盟。或者，教育工作者还可以变成理智的保守分子，努力使学校成为维护旧秩序的一种力量；免受新力量的冲击。
如果教师和行政人员认识到在变动的社会中学校的应有功能，他们就会挑选第二种途径，即不再做一个墨守成规者或反对派，积极参加引导社会变革，共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分担社会重建工作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必须注意“分担”这个词的特殊意义。对杜威来说，学校不可能是新社会的“唯一”建设者，但它能分担或参与新社会的重建工作。学校只能通过它与其他一些现有的社会力量的运动结盟，来共同担负社会的重
建工作。但学校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和有决定性，不管社会理想是什建工作。但学校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和有决定性，不管社会理想是什么，没有学校，任何社会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教育工作者要分担未来社会的重建工作，他们所涉及的问题，并不限于促进社会中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不一定符合需要，或者不一定是在理智指导下产生的。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变化会引向不同的方向，而且可能是“如此不同，以致造成社会混乱和冲突”。必须以新的社会理想指导一切理智的社会变革，因而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了解他们所处社会的真实情况，包括它的历史、目前的问题和可能的发展。这将使他们作好准备，与其他有贡献的社会工作者合作开发和实施一种新的社会现状。这种新的社会理想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的，但它采用了一种“更安全、更广泛和更充分的形式”。这里，杜威警告说，教育工作者绝不可以“满足于所期望的未来秩序的笼统概念”。他们应该履行的第一个任务，是“把所期望的理想转变成为学校在管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具体行动”。这是“现实的最大需要，同时也是那些认为学校应当有意识地参与多变社会的建设的人的责任”。
《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