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积极的公民、职业训练和利用闲暇时间的教育，是教育的三个基本的社会目的。如果对这三个基本目的不充分强调，则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的愿望，仍不过是一个愿望而已。教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在学校和社会中帮助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民主主义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工作者的能力。
杜威认识到教育工作者的能力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特别在培养好公民方面，他写道：
如果年轻人在关于政治机制的工作缺陷和危险的问题上，没有得到有能力和有同情心的教师的指导就离开了学校，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便很容易感到混乱和困惑，常常成为牺牲者。
受过教育的人却常常接受低俗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正显示他们缺少良好的公民教育，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缺乏合格的教师。
好的公民教育工作者，都是那些参加社会改革的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传统观念上说，在他们身上应该体现有才能的教育工作者的一切长处。此外，他们的责任远远超出了把知识和某些传统的价值准则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有责任向未来的公民介绍他们将面临的问题。为了明智和有效地履行这个责任，教育工作者自己就应该是积极的公民，他们通过参与社会事务，获得关于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这使他们有资格带领他们的学生接触当代生活的现实，并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将是未来社会建设的参与者。这就使年轻人产生社会意识。同样地，通过参与社会事务，教育工作者也能够与社会中的人士保持直接而稳定的交流。这是促进学校和社会间的相互了解的手段，也是使学校能从公众方面取得合作和支持的途径。
努力实现一个真正的完整大社会的工作对教育工作者而言，必定是复杂而困难的。民主主义社会中的教育，以及为民主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教育，有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目的和更广泛的社会目的之间的冲突。这是对国家的忠诚或爱国主义，与不论国界和政治界限而献身于所有人共同目标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映了人类交往的现实状况。杜威写道：
一方面，科学、商业和艺术跨越了国家界限。它们的性质和方法多半是国际性的。这包括在不同国家居住的人们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合作。同时，国家主权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政治学上被强调。每一个国家与它的邻国，都处在被抑制的敌视和备战的状态中。每个国家都被假定为是自己利益的最高裁判，而且，理所当然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排他性的利益。
这种看法至今仍具有意义。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形势，跟1916年杜威发表这个论断时一样混乱。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大社会，其中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为达到自己的利益而努力，那么，上述论断的真理性便更明显了。整个人类的公共利益几乎不被人关心和注意。人们尚未能成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预见并解决这个世界大社会中的问题。许多人断定武力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这确是人类的悲剧。除非各国人民形成了国际性的社会意识，这种状况就会继续存在。认识到自己有特殊的责任使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帮助把这个在态度上散乱、多样化和相互抵触的世界，转变成一个大社会，“使人们看不到其活动的全部影响的阶级、种族和国界的障碍不再存在”。
所以，除了创设教授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培养本社会中的公共利益意识的课程和纲要之外，教育工作者还需要设计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关于国际友谊、和睦和善意的课程。杜威用下面的话强调了对这种课程的需要：
只是讲授一些有关战争的恐怖和防止可能激起国际猜忌和仇恨的每一件事情，还是不够的。必须强调一切能使人们不受地理限制，团结起来从事合作性的人类事业的内容。
任何课程的设计，都必须以达到所有人相互间更充分、更自由以及更有效的交往和合作为目标。换句话说，民主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创造一个合作的、和谐的世界社会。
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威极为强调在实现民主主义理想时所用的理智方法。只有当人们（无论年老的或年轻的）学会了如何为自己而探究、思考，他们才能摆脱迷信、宣传和权威主义的教条。只有当负有促进新社会秩序的积极责任的教育工作者获得了理智的方法，他们才能教育人们变得理智，并且能够系统地简述完整的社会目标，制定出引向真正的公共生活的教育计划。通过广泛和自由的民主主义的公民教育，才可形成、发展和扩充社会意识。人们希望那些阻止人们互相了解和共同合作的阶级、种族和国家疆域的障碍将最终完全被铲除。然后，一个人类大社会的理想便可得以实现了。
《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