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律师干嘛
《律师文摘》2003年第二辑卷首语
《律师文摘》自去年创刊以来，摘登了不少好文章。补白也颇具特色，用一些统计数字，发人深省。例如第三辑253页有这样几则：一、北大法学院陈兴良兄发现，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即大多数被告人都是自辩或请亲友代理。二、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原文如此)。三、近年来各地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数量飙升，北京律师却“不敢办刑事案”(即担任辩护人)。“年人均办理数量”已从10年前的2.64件下降到0.78件。
由此忽发奇想：刑事案件是否可取消律师？根据上述数字，取消后总体而言，被告人(尤其那些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的命运不会比现在不好。同时，律师行贿引诱伪证等等引发“滥抓滥判”的事件，连同该抓不抓该判不判的情况，也一概不会发生。换言之，如果公众对刑辩律师的服务和自律已经失去信心，修订法律取缔或严格限制律师介入，或许是利国利民也对律师本人有利的一项选择。
律师的民商事业务范围如何调整，可以请无利害关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调查一下，权衡利弊。不管市场经济是不是“法治经济”，我怕调查结论很可能是：中国律师太多。首先，没有几个老百姓包括生意人用得着律师。他们解决纠纷，无论夫妻吵架、追讨债务，还是请愿告状、伸冤报仇，都有惯常有效的办法，与律师无关。其次，某些涉外或重大的项目，例如公司上市，为减少虚假信息，可以考虑全部交由香港律师行代理(最近温总理访港签署两地“零关税”协议，开放内地法律服务市场，便是开端)。虽然香港律师收费贵些，但他们信誉好、自律严。投资者重拾信心，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监管也就容易了。
中国人传统上奉孔子的“无讼”为理想。现在当然不能奢望了；即便在乡下，时不时也有“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为非作歹，鼠牙雀角，动成讼端(见费孝通：《无讼》，载第一辑224页)。清末修律，拟设立律师制度，张之洞(南皮)反对，担心“讼师奸谋得其尝试”。今天，南皮之忧不幸成真，虽然不能全怪律师：他在竞争那么激烈又腐败丛生的环境里执业，当诉讼变成“贿赂竞赛”之时(方流芳兄语，见《中国书评》卷八36页)，是万不得已才做了“三陪律师”的。
中国要律师干嘛？用处不能说没有，比如可以缓解城乡过剩劳力的就业问题。国家规定报考律师资格，同等学历即可，不必法律系毕业，是不是这一政策思路的体现？中国律师人口已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一事实在某些场合也能炫耀一下。不过这么说，总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写成社论或编入教材，也很难上升至“理论高度”。
《律师文摘》孙君国栋约我写一“卷首语”，我就胡言乱语这些。
(注：冯象先生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