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酷刑理论探讨之七：从讯问场所看刑讯逼供的遏制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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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特约主持人：陈卫东

　　禁止酷刑行为是当今国际人权标准的重要要求，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持续努力的一项共同任务。198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反酷刑公约”)。1988年10月4日，我国庄严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这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道，在反酷刑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正式态度。

“君子慎乎独也”，在修身养性方面，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慎独”。何谓“慎独”？《辞海》称，“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道德往往是对人更高的要求，要求“慎独”是因为“独”的时候往往不能够“慎”。根据环境心理学的研究，在封闭的场域中，场所内的人往往有更强烈的领域感和安全感，一般认为，在独处的环境下，在没有约束的空间内，在缺乏监督的场所里，人往往会逾越平常的规范，作出出格的事情。

　　为了保守侦查秘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确保侦查的顺利有效进行，各国往往奉行侦查不公开原则。鉴于在秘密的空间下人们往往倾向于吐露实情(比如宗教中的忏悔)，对于旨在获得嫌疑人口供的侦查讯问，侦查人员更愿意将其限定在特定的封闭空间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封闭的不为人知的空间内，一方是代表强大国家权力的追诉机关，气势汹汹，其意在获取对案情至关重要的证据，而且在侦查手段薄弱的当下，嫌疑人的口供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成败；另一方是身陷囹圄的嫌疑人，噤若寒蝉，即使是有罪也宁愿顾左右而言他，从而逃避侦查。两造相形之下，缺乏羁束的权力面对重要侦查信息的诱惑，同时孟德斯鸠亦有言，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侦查人员极有可能将身上的办案压力倾泻到嫌疑人身上，导致不人道待遇乃至刑讯逼供的发生，事实往往也正是如此。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45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根据相关规定，提讯在押的嫌疑人，一般都在看守所进行讯问。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从通常意义上讲，以嫌疑人是否被羁押为界限，未被羁押的嫌疑人，可能在嫌疑人所在县市的指定地点或他的住处讯问；被羁押的嫌疑人，则在看守所内讯问。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被羁押的嫌疑人，在其住处进行讯问的很少，多是传唤到指定地点进行讯问，这个指定地点往往是侦查机关的工作场所或者其他相对封闭的地方。至于被羁押的嫌疑人，众所周知的是，作为未决羁押场所的看守所，隶属于当地的公安局。这样，被羁押人就等同于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所以，对被讯问人而言，看守所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尽管如此，看守所和侦查部门毕竟属于公安局内两个不同的部门，相互之间还有一定的制约，而且看守所的内部管理制度，如驻所检察官制度、身体检查制度，对讯问人的肆意而行也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侦讯人员也能够从容摆脱这些制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6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39条的规定，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嫌疑人，极有可能被提到侦查机关的工作场所讯问。

　　由是观之，侦查讯问的场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相对封闭的看守所内的讯问室，说是相对，是因为看守所和侦查部门往往由不同的领导分管，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还要履行提押、还押的手续，侦查讯问人员的行为会受到监管制度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的效力是令人怀疑的，毕竟看守所是公安局的一个部门；另一种是绝对封闭的侦查人员的工作场所，嫌疑人处于侦查人员的完全掌控之下，讯问室容易异化为讯问人的私人空间。已发现的刑讯逼供的案例，无不与讯问场所的封闭有关。讯问场所的封闭性，使侦查讯问人员处于“独”的状态，而嫌疑人内无沉默权所支撑，外无律师所倚重，刑讯逼供顺势而生，这种“独”的状态，也摒弃了外人对侦查讯问过程的介入，使得刑讯逼供难以发现和查处。

　　所以说，遏制刑讯逼供，出路就在于打破讯问场所的封闭性，至于如何使讯问场所由封闭走向开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可以从羁押场所的性质上入手，改变羁押处所或者看守所的隶属关系，实现羁押处所的中立化，即由中立的机构负责羁押嫌疑人，这样，羁押场所出于管理职责的需要会对讯问过程实施有效的制约。其次，可以在讯问人和嫌疑人之间引入第三方力量，以制约讯问人的权利真空。第一，可以借鉴英国的平民巡视员制度，落实反酷刑附加议定书中的独立巡视制度，建立对羁押场所的不定期不预先告知的随时巡视制度。第二，应当赋予嫌疑人律师在场权和监护人在场权，律师在场的方式可以以“看得见但听不见”的方式进行，律师在场的人力问题则可以通过值班律师制度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底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将原先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监护人到场修改成“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这一改动，反映了我国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上的进步，也为讯问时律师在场提供了一定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