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的修订带来刑事诉讼格局新变化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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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法的修订，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

　　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标志。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大举措，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不断完善。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诉讼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

　　三、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96条仅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申请取保候审权，了解涉嫌罪名权和会见权，并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妨碍侦查的极大风险。而律师法第35条对此有了较大突破。该条款除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该条款并没有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及亲属所提供的案情，根据自已对案件的分析，通过调查取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减轻处罚的证据，以使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及时全面调查案情，提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侦结意见和审查起诉意见。

　　四、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受侦查机关制约的，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侦查阶段的律师还不属于辩护律师。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称谓，只有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的角色方称为辩护律师，才具有法律规定的辩护权。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除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之外的一切权利，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律师通过侦查阶段在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提出辩护意见，对于侦查机关全面研究案情，客观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五、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在此阶段接触案件材料仅限于侦查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往往笼而统之，鉴定材料仅是证据之一，不能囊括全部案情。本次律师法的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