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术论文：也说秘书群体的分类秘书资格考试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11:02 11:06:23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一）
　　对秘书群体的分类，是自当代秘书学诞生以来研究、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此不同见解或正面或侧面，或直接或间接，争议一直延续末断，以致由此旁及目前学术界个别同行不太愉快的、非学术的“争鸣”。可见解决这一问题的艰难性、紧迫性和重要性。
　　的确，对秘书群体分类的不准，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秘书学研究对象的认定，进而导致了我们目前学科理论研究和秘书教育的偏差：抽象出来的理论观点、理论体系多源于公务秘书活动，或公务秘书管理辅助活动；教材编写亦多以培养公务秘书光标尺来构建结构框架和进行内容撰写。一些教材虽冠以“通用秘书学”之类，但其本质仍旧是公务秘书学内容。然而一些研究者在探索高校秘书教育萎缩的原因时，仅抓其皮毛：什么“务实”不够呀，“空洞理论”太多呀，等等。并未真正从教材本身去找原因。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认为，较为成熟的公务秘书学可以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勿需面对当代中国秘书群体的主体――商务秘书及其活动去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秘书学框架和内容。这样造成教材内容的错位，带来教学模式的陈旧难改，培养出来的学生又难于就业于党政机关，如此下去高校秘书教育哪有不萎缩之理了？
　　学术界如果对秘书群体分类长期没有一个大致的正确认识，这样，不仅拖了秘书学理论研究成熟的后腿，而且也会影响高校秘书教育。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并非危言耸听。
　　（二）
　　常崇宜先生在《当代秘书学理论研究的简要回顾》（秘书工作，1999年第3期）一文中，用了较长的文字，回顾、勾勒了我国当代秘书学研究中对秘书群体分类的大致走向，以及他个人的一些见解。这使得我们对此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印象，免却大家翻检资料，查源溯流的艰辛。
　　20多年了，我们对秘书群体的分类仍然模糊不清，或各执一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艰难性。难在：其一，对客观现实难于把握，进而出现秘书群体分类诸说纷起的局面；其二，引进外来分类方式与实际背离，进而出现二元对举的逻辑不相称；其三，对客观存在的概括、表述含混，以致出现难于自圆其说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摆脱某些固有羁绊、瞬息万变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以公务秘书回归为主体的年代里，其它类别秘书随着社会组织和经济形式的多元化，也纷纷降生于中国广袤大地。诞生不久的中国秘书学，在理论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要对面前纷繁的秘书进行准确定位，梳理归类，真有点难为理论家们。于是他们各显其能，依循曾经所拥有的思维模式，按行业、按“口”、按层次、按工种、按结构、按“型”来划分秘书群体的类别。这样的分类，纷繁复杂，自然理论意义不大、实践应用很难，在学科建设中其价值也十分有限。
　　此路不通走别路。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秘书群体中拥有庞大的私人秘书队伍，于是将“私人秘书”这一称谓“移植”过来，在编著中将其与公务秘书对举并称。应该说这种按性质分类方法在学科研究中，最具实践和理论意义。在实践中，也小部分地贴近现实状况。比如个体户、专业户、家庭私人雇佣的秘书是真正的私人秘书。在理论上，划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秘书群的差别：公务秘书由组织人事部门选派，一般不能轻易解“派”关系，与领导者在本质关系是主辅关系（当然还存在同志关系等），劳动报酬由“公家”支付，工作内容比较规范；私人秘书则由雇主雇佣，其关系本质是主雇关系，根据协定雇主可以解除其关系，报酬由雇主支付，工作内容由雇主决定，比较杂乱。
　　然而在实践、理论意义上仍有很多矛盾之处。国外私人秘书几乎纯粹是个人雇佣，教授、讲师、名人、运动员、演员、贵妇人均可雇佣秘书，私人秘书也以个体出现于雇主面前。将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民办企业、私营企业、民办机构中的“集体秘书”划在私人秘书行列，不仅与私人秘书含义不相符，也与我国现实实际相违。在我国纯粹的私人秘书数量极其有限，就是一些著名的专家、教授的秘书，也由组织予以配置。这样将它与庞大的公务秘书群二元并列对举，不仅与中国现实脱离，而且逻辑也不对称。
　　为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学术界董汉庭、张守敬二位提出“民间秘书”概念。应该说，这一提法有了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的因素，它涵盖了民营企业、民办事业等“集体秘书”和私人秘书，以及为社会任何单位、任何个人提供秘书性服务的“社会”秘书。即是说，它几乎包容了除公务秘书之外的其它秘书群。但“民间秘书”这一称谓从提出至今已10年有余，仍未得到学界认同，其原因概略而论有三：一是，“从逻辑上讲把秘书群体分为‘公务秘书’与‘民间秘书’，都犯了分类标准不同一和概念混淆的逻辑错误。‘公务’是从服务性质讲的，‘民间’是从‘官’与‘民’界限上划分，‘非公有制秘书’是从所有性质定位的，这几个不同标准放在一起来划分同类事物，就导致了‘名不正’的谬误。”（李昌远，关于秘书的内涵与外延的再探讨，当代秘书，2002年第5期）。二是，“民间秘书”倡导者将“民间秘书”所涵盖的秘书群分为民营企业秘书，民办事业秘书，私人秘书和社会秘书（董汉庭，民间秘书的范围和分类，当代秘书，2001年第11期）。这样的分类标准也不同一：前二者，按所在部门划分；后二者，按所服务的对象来称谓，逻辑含混，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把“社会秘书”归纳在“民间秘书”门下。查中国词典，“社会”一语就其范围涵盖而言，均包容了“民间”一词，而不是相反。然而持论者硬将“社会秘书“纳入“民间秘书”中的一种，让人不可思议。三是，持“民间秘书”观者所搜集的相当部分样本难以支撑其观点。因为其服务“不是以领导活动为‘直接服务对象’”，其活动不具备“有特定内涵的辅助性管理”。其结果“极易使我们忽略乃至放弃对秘书、秘书工作本质属性的把握，并导致秘书学研究的混乱。”（钱世荣，两类“民间秘书”的样本分析，当代秘书，2002年第10期）
　　虽然持“民间秘书”观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难于自圆其说，但他们探讨问题的精神令人起敬；他们深入社会现实，调查了解，挖掘第一手资料的可贵作风，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他们撰写的大量文章和论文除包含了许多资料外，亦不乏真知灼见。中国当代秘书学大厦若要真正建造起来，要想不走点弯路，永远行进在“正确”道路之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基于此，任何探索，哪怕是失败的，甚至错误的，也是给后来者的成功，提供借鉴。源于此，学术界对不同见解、不同意见，应持包容态度；就是对错误观点，也应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精神来处理。我们在要求外部给学术发展以“宽松环境”时，学者们别忘了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宽松的内部发展环境。 F8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