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几年来，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探讨已成为热点问题，各方面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立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本文结合大量材料，吸取多位法学人士的观点并将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浅薄的意见，恳请得到读者的指导和批评！
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存在还是废除的争议
我国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一出台就掀起了一阵争论高潮，有关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文章层出不穷，各界人士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大的焦点当属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存在还是废除的争议。本人将此现象比作成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赛，主张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一方定为反方，主张应该设立并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一方定为正方，这场辩论鹿死谁手尚未定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人站在正方的立场并作为主辩与反方进行辩论。
〈一〉 先谈谈反方的论点。综合概括一下，反方主张废除的理由有以下五种：
1、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违反诉讼的基本原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违反了民事诉讼不适用“有错必纠”的原则。
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有在判决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法院对后者的判决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绝对不容出错。而民事诉讼由于它本身性质的特殊性、复杂多变性，法官在判案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也就导致了同一案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所以在民事诉讼上有“有错不纠”的原则。检察院的工作毕竟不同于法院的工作，所以检察院对法院作出的判决只是从主观上进行判断是否公正，这样就导致了检察院抗诉的随意性，主观性，很多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结果还是维持原判，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2、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损司法审判独立，会造成检法之争的局面。
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的必经阶段，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不将司法独立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立严重影响了司法独立，这与法治的目标相违背。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监督和干预，而检察监督恰恰与之相反，这样就会造成检法之争，所以理应废除检察监督制度。
3、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会动摇民事诉讼的平等对抗性，打破了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结果，破坏了当事人的平等原则和处分原则。
有的学者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成等边三角形，最理想的状态是当事人地位平等，攻守平衡，法院居中判决。当事人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即“积极的当事人，消极的法官”。当事人如果对法院的判决不满，可以上诉以求纠正；如果当事人就此作罢，不再上诉，而检察监督制度此时提起抗诉就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抗诉在我国的实行无疑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不尊重。
4、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重点在于公法范围，而民事诉讼属于私法范围，故不应使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审判体现的精神是私法精神，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重点在于公法范围，按照公权力不应介入私人事务的精神，对民事诉讼不应监督，所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5、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大大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效率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还会严重损害诉讼经济原则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已经规定了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如果再增加抗诉，势必会影响诉讼程序的效率，不断地更正判决结果也会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还有学者认为，抗诉提高了诉讼成本，特别是在抗诉成为普遍现象时，便会严重损害诉讼经济原则。
所以反方建议，取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对人民法院裁判内容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中进行。
〈二〉 面对反方诸多颇有法律依据的理由，正方以进攻为最好的防御手段，采取了将对方论据逐个击破的方法。现在由我将摧毁反方的根据进行详述。
（一）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违反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违反了民事诉讼不适用有错必纠的原则”的辨析。
我们承认民事诉讼本身的特性不同于刑事诉讼，但是如果照反方的观点引申开来，只要法院的判决就不能更改，那么这严重违反了法律“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错不纠”已经成了物极必反的极端，它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虽然有些案件没有惟一的正确答案，不等于案件没有错误答案。
但考虑到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畴，不应作为主要的监督对象，且监督的意义在于监督法官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不在于发现“错案”，特别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能准确提出意见时，不仅会有“越俎代疱”之嫌，而且动摇和影响的是社会或当事人对合法尺度的认知，对现代法治无积极意义可言，这也是反方主张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根据。所以综合起来我们就不难会得出这样的解决方法：错大必纠，错小则放。既然有必要对较大的错误进行纠正，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对法官依正常审判程序作出的裁判应尽可能不进行抗诉。
反方列举的一些检察院抗诉不成立的案件，我觉得这更不能成为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理由。根据哲学的观点，每个事物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也不例外，部分发生错误的抗诉不能否认检察监督的整体性质和效应。我们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稍微进行一番比较就不难意识到此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了。
（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损司法独立，会造成检法之争的局面”的辨析。
司法独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想反方根本没有将其吃透。审判权由法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由检察院独立行使，这违反司法独立了吗？没有！相反，如果说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了监督权，这是不是法院剥夺了检察院的监督权了呢？这也违反了我国设立检察机关的本意。有学者对审判监督和审判独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审判公正的保证。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这一假设能否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不无疑问，因为法官毕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受各种因素的利诱与干扰，难免会出现个别法官或个别情况下徇私枉法、专横擅断的情形。而且法官自身专业知识，应用能力的局限也会导致他在办案中出现考虑欠周、有失公平的情况，因此就需要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监督机制就应运而生。可见，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既是一种矛盾，但又相互依存，审判独立是审判监督存在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审判独立目标实现的保障。
检法之争在民事检察监督运用过程中的确存在，但这个“存在”决不使由于检察监督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产生于法律本身规定的欠缺，检、法两家自身的一些原因等。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法律必将会日趋健全，检察机关在抗诉方面更加严谨，法院摆正自己的态度，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检察院的监督，检法之争必将消除。
（三）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会动摇民事诉讼的平等对抗性”的辨析。
反方已经给我们勾画了一个形象的等边三角性，但并非所有的民事诉讼结构模式都是等腰三角形。在只有原、被告双方参加的民事诉讼中，诉讼结构可以是等腰三角形。如果除了有原、被告双方参加外，还有第三人参加的情况下，那么，诉讼结构就无法以等腰三角形来形容。我想请问在三角形居中的法官如果偏离了中心，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我国法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是无须争议的事实，所以法官有失偏颇甚至严重违法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法律的公正性从何谈起？人们对法律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还谈什么“诉权”呢？固然当事人对不公正的判决可以提起上诉，而且反方也提出取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对人民法院裁判内容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中进行，但如果两审终结后当事人仍然认为判决严重显失公平，凭他自己的力量很难发起再审程序，而法律内部监督有难逃“自家人难揭自家短”的规律，这时候赋予检察机关监督的权力，正是为了弥补私权力量的不足和法院内部监督的缺陷。因为检察院既不以原告身份也不以被告身份参与诉讼，而是以国家法律监督者身份参与诉讼，以保证司法公正为己任，所以我们说检察监督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还可以改善以下目前的抗诉制度，就是检察院的抗诉最好是结合当事人的申诉和反映，在当事人可以申诉和反映的情况下（排除当事人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阻力而不敢申诉和反映的情况，这种情况另当别论），检察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和反映进行抗诉，这样就更好地将当事人的诉权和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结合在一起了，检察院尽量减少站在当事人以外的抗诉，力争做到审判监督活动不与当事人意志相违背。
（四）对“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重点在于公法范围，而民事诉讼属于私法范围，故不应使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辨析。
不可否认，民事诉讼的标的确实是属于私人事务，但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还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代表的是国家，故国家也参加到了民事诉讼活动中，因此民事诉讼在本质上属于公权力的活动。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实际上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而不是公权力对私权力的监督。
（五）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大大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效率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还会严重损害诉讼经济原则”的辨析。
法学所谓“效率”不能单纯追求程序成本的最低化，效益的最大化，相反，程序的“效率”是在公正前提下要求提高解决纠纷的实效，程序的效率首先要服从公正性。如果为追求诉讼经济原则而轻视诉讼公正，那么，这不但是在舍本逐末，而且会造成更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只要判决存在错误，当事人不服，检察院不受理，当事人就会到处申诉，有关部门就要给予接待和处理，这样势必浪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更加损害了诉讼经济原则。因此，如果判决存在大的错误，检察机关就应当提出抗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以诉讼经济原则为理由而排拒检察院监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追求客观公正的结果是法律反对终极目标，如果为了维护反方所说的所谓“法律的权威”而放任错案的发生，那么我们的法律还能有什么权威可言？
〈三〉 这场辩论至今没有结束，上文也只是辩论的一个片段而已，反方还没有对正方的攻击进行反驳。究竟这场辩论还会持续多久，究竟哪方可以获胜，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您支持反方，希望您能提出更多的、更充分有力的反对理由让我们共同探讨；如果您支持正方，那么请看下文。
三、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关立法缺陷及完善的一些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这个规定的内容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缺乏一致性和全面性，在很多内容上没有进行详细的阐明，模糊性很大。
（一） 检察院监督的方式“事后监督”手段单一、作用有限，检察监督还存在着空白区域。
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进行监督，即事后监督，这是一种消极的抗诉手段，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
特别程序、执行程序、破产程序均不发生检察监督的问题。这一规定不符合检察监督原则的立法本意，不利于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不利于保障诉讼主体的权利。
另外，民事审判活动存在一定的检察监督的空白区域和监督缺位，影响了检察监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全面发挥。这些空白区域表现为对强制执行的适用缺乏检察监督，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措施的适用等。
建议：检察机关不但要对生效的民事裁定、判决实行监督，而且也要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回避申请等民事决定实行法律监督，这样才能使民事个案审判活动的监督全面化。
另外，人民检察院除了要监督一、二审及再审程序中普通民事案件的民事诉讼活动，也要对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及破产程序中的特殊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对民事执行这一重要的司法活动要实行检察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民事检察监督功能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实现民事检察监督活动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也有的学者认为检察院应该对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实行监督，检察机关必要时可以参加诉讼的全过程，包括审判过程，判决结果，强制措施，回避申请等，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考虑，并可能会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以后发展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建立在不会导致检察机关抗诉走向歧路，使检察机关的抗诉有人为膨胀的可能的基础上。
（二） 民诉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抗诉事由不尽合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抗诉的理由，这五种理由在适用中的问题是，它们多是粗线条，不具体明确，实践中很难把握。当事人以此申请再审时，举证困难或根本不能举证。
建议：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应以审判人员的违法或严重不当行为为范围确定，而一般情况下不要指向案件的证据或实施本身。即使是审判人员在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上确有严重错误而有监督之必要时，也应该换个角度规定抗诉理由。
在发起抗诉时，可抗可不抗的不抗，维护抗诉的严肃性。进一步完善抗前听审程序，严格维护程序均衡和公正，防止一方当事人缠讼，浪费司法资源。规定检察机关一般不受理一审后直接待裁决发生效力而要求检察机关抗诉的申请。
（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到底是向同级法院作出还是向下级法院作出？抗诉主体是否过于局限？
一般认为，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不能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而应向案件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由其再审。这样就导致了检察院抗诉无门的现象。
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才能成为抗诉主体，尽管同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向上级检察院建议等方法去促使上级检察院对与其同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但这样仍然对检察监督权的行使产生障碍和消极意义。一方面人为地增加了行使监督权的环节，有悖诉讼经济价值。杨兆龙先生说过：“吾国幅员广大，而交通不便。各省之高等法院与分院为数颇少。凡向该项法院进行诉讼之当事人，往往须跋涉数百里而对簿公庭，诉累之重，莫以为甚。”检察机关之分布又何尝不是。若依现行之规定即上一级或最高检察院方能实行监督，则当事人同样须受奔波之苦。另外我们都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会是多么的有限，即使下级检察院向其提出了抗诉建议，由于它对整个诉讼活动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以必须还要从头来对案件进行认识，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诉讼效率；另一方面削弱了同级检察院的监督功能。如果下级法院成了上级法院在行政机关意义上的下属，如同我们这里经常发生的那样，下级经常就案件的判决要请示上级，或者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所谓‘提前介入’），就判决结果作出指示，甚至下级在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直接请示最高法院，后者直接作出有拘束力的答复，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法院上下级的设置变得毫无意义。
建议：应以立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经过审查认为需要进行抗诉的：a、报上级检察院决定并由上级检察院抗诉至同级人民法院，该人民法院必须重审，不能驳回；b、根据“信息对称”原理，也可以采取同级检察机关监督方式，既免当事人劳累，又利于信息之反馈，更能及时有效发挥监督之功效，所以检察机关可以可以直接向原审法院抗诉，并由其重审。
（四）我国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行使缺少应有的规范。
孟德斯鸠说过：“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事物都容易产生腐败，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而我国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行使缺少应有的规范，其负面效应是导致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时带有浓厚的主动色彩，易造成恣意监督现象的发生。
建议：应作相应的立法对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时的行为进行规范，在倡导民事监察监督的同时，也要维护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和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尊重。
（五）检察监督程序规定不完善，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抗诉工作中的必要权限。
《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方式是提交抗诉书和出席再审法庭，但对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案件及出庭抗诉的具体工作未作任何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缺乏授权，使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无法可依。
建议：规定抗诉书的送大和期限，抗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当事人是权利义务等，规定检察机关在受理、审查案件的过程中享有调卷权，调查权，法院必须对检察院的工作提供协助和便利。
规定检察机关出席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庭的称谓和职能。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其在法庭上的职责是支持抗诉并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其在法庭上的活动主要是：宣读抗诉书，参加法庭调查，说明抗诉的根据和理由，监督庭审活动，对审判人员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
（六）我国民诉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期限。
我国民诉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是判决、裁定生效后两年，超过两年将不能提起再审。但是没有对检察机关的抗诉限定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生效的民事判决和裁定何时提起抗诉都可以。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当事人在判决、裁定生效的两年内没有向法院申请再审，通过检察机关抗诉而获得再审。所以检察机关的抗诉没有时间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民诉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所设置的期限形同虚设。
建议：有必要在立法上确立检察机关抗诉的期限，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完整性、严肃性，建议将期限定为两年。
（七）检察监督权仅靠行使抗诉权来体现，在方法上和手段上显得单一化和贫乏化
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提起抗诉，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民事审判监督的唯一手段，在具体的检察监督的手段和权力上显得单一和贫乏。这种单一的监督手段只能对生效裁判实施，而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过程中的违法审理行为及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无法直接进行监督、纠正和制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审判活动的失控。
建议：要想使人民检察院更好地以检察监督权维护民事司法公正，就必须在不影响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前提下，赋予人民检察院较为灵活多样的实在的监督权力和手段，如赋予检察机关发现错误权（包括调卷权，旁听权，调查权），纠正错误权，提请惩戒权，立案侦察权，抗诉权等。
（八）完善法官惩戒制度是切实发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坚强后盾。
在我国，法律并没有建立起一套齐全详尽的法官惩戒制度，所以即使出现法官违法的情况法官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逃避制裁，这就使一些法官更加胆大妄为。
建议：要真正发挥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必然要将监督和司法惩戒制度的落实结合起来，否则其作用就可能大打折扣。
四、 结束语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监督职能，这无疑是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发展。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往仅是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中发挥其监督制约作用，现在检察院也可以在民事审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无疑使审判监督机制趋于完善。所以，对检察监督制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本文博采众长，将有关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讨论和总结，希望能够为这一制度的完善尽一点绵薄之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的批评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