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厚黑学》想到律师的作用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1: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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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到底有多大作用？律师除了代理当事人诉讼、进行刑事辩护以及从事有关律师业务外，律师的社会作用是什么？这里，我想从自己读过的一部书谈起。

　　大约九十年代初，我国一场大动乱刚过，我在书店看到一本叫《厚黑学》的书。开始以为是物理学之类的读本，本人对物理学一向不感兴趣，遂末得拜读。不久，我慢慢发现此书发行量越来越大，连街头书滩都有售，大有抬价而估之势，与此同时，我也渐渐听到一些学友亦津津乐道此书，我才觉得，此书可能是极有阅读价值的了。

　　《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清末民初四川省的一名教授，他经历了本世纪初最为惊心动魄的社会大变动——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及军阀混战。李氏称自己“读破二十四史，遍捡诸子百家”，最后才悟出：自古帝王将相所以称雄于世、名垂千古，其秘诀皆为二字：厚、黑。何为厚黑？李氏所称厚黑，并非普通的物理学现象，而是指：“中国历史上大凡成大业者，必须脸皮厚，心肝黑。”然而历史上“厚黑之徒”多如牛毛，何故成大事者竟廖廖，而且成事之大小，历时之暂久都有所不同呢？

　　李氏认为：厚黑分三种境界。人的脸皮开始薄如纸，后经磨练，渐渐变得厚如牛皮，又再变得厚如城墙；人的心肝原是红的，历经苍桑，渐渐变成白色，继而又变灰、变黑，乃至黑如煤炭。然而，“厚如城墙、黑如煤炭”，却仅仅是初步，成不了大气候。因为城墙再厚，大炮可破之；心肝太黑，天下人皆识其面目，群起而攻之，终不得成大器。因此，要成大事，尚需些功夫。有少数人苦练终于过了这一关，继续磨练而进入到第二种境界：“脸皮厚，厚而硬；心肝黑，黑而亮。”够厉害的！但是别急，还早得很呢。此类人虽可成一番大事，终会被天下先知先觉者识破其面目，继而唤起天下义士齐反之，因此业大而末可久守。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人经苦心修炼，始得正果，进入第三种境界：“厚而无形；黑而透明。”“此乃厚黑之最高境界也！”李宗吾惊叹，“此种人尽管皮厚心黑至极，却无人能识破。他害了人，被害人还要对他感恩戴德，称他为大恩人；他坏事做绝，天下人却以其为英雄豪杰，死后还要顶礼膜拜。”

　　为了论证“厚黑定律”，李氏以三国人物为例。刘备以脸皮厚为长，为保住一命，他曾投靠袁绍、服鹰吕布、寄篱于曹操……为了请到诸葛亮出山，不惜降低汉室宗胄之身份，撕破脸皮，三顾茅芦；为扩大地盘，不惜厚着脸皮“借”荆州，借而不还……但刘备心不够黑。曹操则以心肝黑而著称，他行刺董卓末遂，狼狈逃窜，路过一村，其父的结义兄弟伯奢家人好心杀猪款待，而他却疑神疑鬼，以为村人要谋害他，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把人一家杀了八口。后来明知错杀了，为了灭口干脆将伯奢本人也杀了，而且还恶狠狠地说什么“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心肝可谓黑矣！然而曹操的弱点是脸皮不够厚。至于孙权，脸皮厚虽比不上刘备，心肝黑虽比不过曹操，但却兼备了厚与黑两方面的一些特长。这就决定了，刘、曹、孙均末能一统天下，而成三国鼎立之势。后来，司马懿父子集厚黑之大成，终成大事业。

　　李氏最为惋惜的是项羽，他拥兵四十万，却偏偏败在只有十万兵的刘邦手下，何故？当初鸿门宴，他只要下狠心在已成翁中之鳖的刘邦脖子上割上一刀，后来的事便没有了，但他偏惜人怜才，放虎归山；垓下一战，虽吃了败仗，但如能暂且忍辱，渡过乌江保存实力，日后大可东山再起，然而他却“愧见江东父老”，脸皮不厚也。这样，项羽你尽管“力拨山兮气盖世”，在厚黑老将面前，也得一败糊涂。能够“威加海内”的，还只有厚黑之徒刘邦。

　　李氏在《厚黑学》中，以辛辣的语言，误灰谐的笔调对当时社会的腐败进行了讽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李氏将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几乎都刻划成厚黑之徒，把几千年的中国的历史写成了厚黑史，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若说厚黑学尽是胡说八道，纯属“满纸荒唐言”，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却不尽然。《厚黑学》毕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阴暗的一面，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哈哈镜——虽然太夸张，但不乏真实的内容。

　　我读过《厚黑学》后，曾以厚黑眼光重读《三国演义》，重读中国历史，越读越觉得：历史上厚黑之徒无不出于动乱、动乱又无不出于封建朝庭的腐败，腐败的最终原因又无不是封建皇帝或朝庭显贵“废纲 乱纪”，乃至朝政日非，人民生灵涂炭。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倾扎，抑或庶民骤众造反，导致改朝换代，都可以从“废纲乱纪”和“腐败”中找到总根源。废纲乱纪与腐败可以说是一对孪生物，先是废纲乱纪，接着腐败便不可避免。只要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无论反腐败的决心有多大，措施有多得力，甚至拿一千个、一万个腐败分子去杀头、去关押，却都只能算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腐败的势头仍难以遏制。腐败到一定程度，民众造反，最终以改朝换代解决矛盾。当然，按照李宗吾的说法，每次改朝换代，厚黑之徒都是最大的赢家。

　　相反，中国历史上繁荣时期，社会稳定时期总是与严格的法治联系在一起的。唐初如果没有相对完备的法制，没有严于执法的气慨，很难想象会出现“贞观之治”。唐太宗说过：“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一个封建统治者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唐初君臣都亲身经历了隋由盛到衰直至灭亡的全过程，因此能够比较深刻地反省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隋末“宪章遐弃”，“益肆淫刑”造成“人不堪命”，“遂至于亡”的严重恶果更是刻骨铭心，所以特别重视法制建设，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唐律，使我国唐代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样，清朝初期的法纪严明，造就了“乾隆之治”的盛世。在这样秩序井然、国泰民安的时代，厚黑之徒便难有显身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宣布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却没有能从革命的惯性中摆脱出来，从“阶级斗争”理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导思想发生的偏差越来越大，因而产生了令人刻骨铭心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十年动乱，谁受害最深？最得益最多？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冲击而进行深刻反思的人，都很清楚。

　　法治，从某个角度讲，就是要求在一个国家中，任何人，无论是民族、种族、年龄、性别、家庭出身、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意味着在一个国家中，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没有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都必须平等地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如果有人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而享受绝对自由，那就意味着其他人绝对不自由。当法律得不到实施时，社会便会处于无序状态。当一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时，家无家规、国无国法，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不受一定的约束，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话来说，那时候“人对人是狼”，你可以咬我一口，我也可以咬你一口，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时，整个社会实际上是处在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主义则是另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倾向。抱这种观念的人总是片面地看重个人自由而否定政府和法律的权威。如要任由这种观念蔓延，很容易使一个社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指出：“无政府状态是指一种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任何人都不受他人或群体的权力与命令的支配。”这种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命令主义的一种反动、一种反抗、一种报复，但却是从一个极端走一个极端，同样是社会主义秩序所不允许的。

　　无政府主义者主观上越是渴望自由，在现实中就越是使自由归于无。因为他们把自由主观主义地夸大、甚至加以绝对化，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秩序。而一旦社会秩序被否定和破坏，就势必使人们（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社会生活中充满着无政府状态（无序状态），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在一个无序状态和充满偶然性的社会中，人的自由就无从谈起。因此，破坏秩序等于取消自由。特别是无法政府严重时，很容易导致政治动乱。历史上无数事实，包括建国五十多年来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都一再证明，无政府状态正是一小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如林彪、江青之类）篡党夺权所需要的政治气候。他们利用这种无政府状态，蓄意激化矛盾、加剧无政府状态，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阻挠改革的目的。而这样的企图和目的，在社会主义秩序下，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是根本无法达到的。这些沉痛的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每当政治动乱形成，最大的受害者无疑又是普通老百姓。谁是最大的得益者？谁是政治动乱中的大赢家？不用说，只有那些“厚黑之徒”！由此可见，只有实行严格的法治，才能消灭“厚黑之徒”赖以滋生的环境。因此，法治，是厚黑之徒的真正克星。可以断言，什么时候实现真正的法治，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结束厚黑历史。

　　在法治社会中，律师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维持社会秩序的非官方的“民间力量”在日本等国家，律师被称为“在野法曹”。律师可以把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利益纷争纳入法制轨道，使各种利益在法制轨道中不断达到平衡。离开了法制轨道，律师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和理由。而律师执业机构是一种社会中介组织，律师是各种各样当事人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着社会各阶层，运用专业法律知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帮助当事人实现自己的权利，使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纷争不断得到化解，使社会机器得以正常运转。可以说，律师数量的多少、律师社会地位的轻重，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律师所代理的当事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民主状况和法治水平。

　　律师这一职业群体，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和法治水平的：

　　首先是律师的数量。一个国家所需律师的数量，不是某个个人或者部门“计划”出来的，更不是某个人拍脑袋的发明，而是由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对律师的客观需求程度、依赖程度所决定的。如果人民群众对律师的需求程度没有那么高，不说三十万，就是目前的十二万左右的律师，也会显得太多，也会有许多律师无事可做。人民群众对律师需求的程度又取决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权利的增多；二是国家的法制化程度。如果人民群众的权利是靠行政手段、靠长官意志、靠当官的人“为民作主”来实现，则律师仍然显得多余，甚至会被认为“碍手碍脚”。

　　其次是律师在司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主要是指在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中的法律地位。显然，我国律师许多执业权利得不到保证，控辩双方权力不平衡，是律师们反映最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并没有按照国际公约享有豁免权，一不小心，便被以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妨害刑事证据”归罪，使不少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不敢太投入为刑事被告人辩护。辩护律师的权利尚且得不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状况便可想而知。不过，对于我国律师的这些状况，我们也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毕竟，我国律师制度恢复的历史不过二十多年，与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当然差距不少。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我国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第三是律师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在一个国家重要的公共社会生活中，律师在其中担当角色的情况越来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对律师的要求越来越大。去年河北律师乔占祥敢于向国家铁道部叫板，对铁路春运提价说“不”，并提起诉讼，这是律师参与公共社会活动的典型一例。虽然诉讼没有取胜，但意义非同寻常。今年春运，铁道部对春运提价这一涉及面广的举措举行了听证会，说明民众的权利得到较多的尊重和重视，这里面应有律师的一份功劳。目前，我国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业务还多限于企业、事业单位，政府聘请律师顾问的情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实，最需要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恰恰应当是各级政府部门，因为这些部门的许多举措，往往涉及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利益，政府在作出决策、决定前，应有律师为其行为的合法性提供法律意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律师的政治地位。据说，美国四十三届总统有二十一届是由律师担任，美国上议院、众议院一半左右的议员是具有律师背景的。相比之下，我国律师参正的数量、份量就小得多，1998年第4期《中国律师》杂志文章《“我们的律师”走进人民大会堂》一文报道，九届全国人大律师代表人数为历届之最，共有8位律师代表相逢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其中还有2名律师来自香港，是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产生的代表首次亮相。实际上大陆的人大代表只有6名律师。在二千多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才有8名律师，可见，律师参政议政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这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极不相称。当然，这种状况与律师制度恢复时间还短、律师参政渠道不畅通等现实情况有关。从历史趋势看，律师参政议政的比例必将大幅增加，律师的政治地位必将大幅提高。

　　总之，律师制度的发展，是保障公众民主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滥用公权的有效方式，也是防止“厚黑”土壤滋生的极有效手段之一。